要说封建王朝，会被哪些问题所影响，这个命题实在是太过于宏达。

    但若是将范围缩小为：哪些问题，会对封建王朝造成显著影响、重大打击，那就简单多了。

    ——外部军事、文化、经济威胁；

    内部，则是分配不均，阶级固化，官僚腐败，寡头乱国。

    而对于当今汉室，乃至于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华夏王朝而言，外部威胁，基本不存在文化和经济威胁。

    华夏文明璀璨的光芒，使得任何外族势力，都无法在文化层面威胁到华夏。

    至于经济——至少在封建时代，地球上，还真没有第二个整体，具备在经济层面威胁华夏文明的实力。

    所以，对于华夏封建文明而言，外部威胁，其实就是军事威胁。

    事实上，在华夏上下五千年——也有可能是八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外族对华夏文明造成的军事威胁，在大多数时候，都并非动摇华夏文明根基的祸患，而是激励华夏文明奋发图强、积极进取的外部激励。

    如远古时期，华夏文明在黄河流域，占据不过数百里方圆，进行着半奴隶制，半部落制的文明活动。

    如果没有外部威胁存在，那华夏文明从‘部落文明’发展为社会文明，或许需要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缓慢发展。

    而在外部威胁的‘逼迫’，或者说是驱动下，华夏文明几乎是在几百年内，就完成了从部落文明到社会文明的进化。

    华夏民族的群体构成，不再是上古时期的奴隶制农耕部族，而是变成了半奴隶、半封建制的统一政权。

    而且这个进程，并没有随着统一的华夏王朝——如夏，亦或更早的虞、唐等政权的建立而停滞。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夏文明的活动范围，也从上古时期的黄河下流流域，逐渐扩散到了宗周时期，占据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

    而在宗周之时，华夏封建制度得以健全，在分封制的催化下，华夏文明进入了一段告诉发展、扩张时期。

    ——凭借着周天子‘地图开疆’，一块又一块蛮夷之土，被周天子在地图上分封给姬姓宗室。

    而后，便是受分封的姬姓王族们，自掏腰包组建兵马，前仆后继的‘走出国门’，一刀一枪，将周天子分封给自己的国土打了下来。

    到了周亡、秦兴之时，华夏文明的对外扩张，似乎是陷入了停滞。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岭南百越之地，是在始皇嬴政派出征南大军后，才第一次被纳入华夏版图！

    在那之前，莫说是百越之民、岭南之地——甚至就连吴、楚之民，长沙、淮南等地，都是天下人公认的方外之地、未化之民。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住着野人的深山老林。

    数百年前，就连楚庄王都曾半带讥讽，半带自嘲的说出一句：我蛮夷也。

    而现在？

    谁敢说如今的吴楚之民，是‘未化蛮夷’？

    谁敢说长沙、淮南，是未服之地？

    甚至就连岭南百越之民，都已经对华夏文明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

    倒是北方，华夏文明的对外扩张、发展，确实受到的不小的阻碍。

    究其原因，固然有春秋战国数百年，华夏文明内部纷争不休，根本顾不上北望的缘故。

    以及，在过去这百年当中，华夏文明接连剧变。

    先是秦一统天下，随后又二世而亡，楚汉相争。

    待汉家再度统一，华夏文明早已被战争内耗，荼毒的千疮百孔。

    无力、无暇北顾，甚至暴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重大军事威胁之下，成为了西汉王朝前半页，所要面临的首要难题。

    当然了。

    如果只是外部军事威胁，华夏文明也不至于上百年缓不过劲儿来。

    因为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降维打击，以及封建文明对部落制奴隶文明的跨时代领先，使得华夏封建王朝，天然具备‘苟几年就能发育起来’的巨大潜力。

    但正如前文中所提到：华夏文明，或者说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政体，都并非只有外部威胁。

    甚至可以说，外部威胁，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华夏文明最头疼的。

    真正让华夏文明头疼的，还是内部问题。

    如始皇嬴政一统天下，对外部可谓是无比强硬，抬手就来。

    又是北征，又是南下——北方游牧民族不敢南下牧马，南方百越、西南夷，乃至于东北的朝鲜半岛，都无不臣服于大秦的黑龙旗下。

    真正让始皇嬴政感到头疼，并最终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分崩离析的，还是内部的问题集中爆发。

    具体到如今汉室——在开国初期的太祖高皇帝年间，汉家内部，可谓是五毒俱全。

    凡是一个封建王朝可能存在的内部问题，在汉初都无一或缺。

    经济、民生；

    社会治安、稳定；

    割据势力、寡头。

    在如此恶劣的内部环境下，原本并不十分棘手的外部军事威胁，也就变成了让人无可奈何地老大难。

    ——匈奴人很难打吗？

    至少对于汉初的太祖高皇帝而言，显然并不难。

    汉匈平城一战，汉家也并非是被匈奴人飞龙骑脸，全程碾压，反倒是汉家从始至终都掌握着优势。

    若非意料之外的白登之围，以及当时此起彼伏的关东异姓诸侯叛乱，那场汉匈平城之战，很可能成为奠定汉家‘东亚怪物房房主’的立国之战。

    而在那之后，汉家决定以‘和亲’为国策，将外部军事威胁无限期搁置，转而专心处理起了内部问题。

    针对异姓诸侯，太祖高皇帝刘邦采取铁腕镇压的措施。

    考虑到分封制到郡县制之间的平缓过渡，以及最大限度降低中央行政成本，异姓诸侯被消灭之后，高皇帝又改以宗亲诸侯，作为权宜之计。

    之后的孝惠皇帝，前、后少帝——或者说是吕太后，以及太宗孝文皇帝、先孝景皇帝；

    这接连六位，或者说是三位帝王在位期间，汉家也一直都在忙着解决内部问题。

    陵邑之制，扼杀门阀、世家出现的可能，镇压地方豪强势力；

    轻徭薄税，与民休息，则是最大限度提高汉家复苏的进程和速度。

    再加上一场吴楚之乱，以及导致吴楚之乱爆发的《削藩策》，又将宗亲诸侯尾大不掉，成为又一个‘异姓诸侯’般威胁宗庙、社稷的存在，给消弭于无形。

    就这么一件件、一条条处理，解决下来，到了当今刘荣即立，汉家内部的问题，似乎都已经得到解决。

    汉家似乎已经完成了‘安内’的历史进程，接下来，似乎也可以专心致志的‘攘外’了。

    但事实上，正如华夏文明的发展、扩张，并没有随着周王朝建立，而陷入停止一样。

    华夏文明的历史进程，也同样不会因为汉家内部安定，而止步不前。

    ——安定，并不是最终目的。

    对于华夏王朝而言，永恒不变的命题，是发展、进步。

    至于安定，也只是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先求稳，再发展，只有安稳的内部环境，才能为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所以，如今汉室，内部似乎并不存在太多问题，至少不存在什么迫切需要解决、不解决就要出大问题的隐患；

    外部威胁：北方匈奴，似乎也随着一场场汉匈打仗得胜，而逐渐消失。

    但作为汉家如今的掌控者，刘荣却清楚的知道，一切都还没完。

    无论是外部军事，还是内部治理——刘荣需要做的，汉家需要做的，以及华夏文明需要走的路，都还远远没有结束。

    顶天了去，也只能说：在长达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之后，汉家总算是从开国初期的‘类封建政权’，进化为了真正的统一封建王朝。

    那接下来，难道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难道就要混吃等死了吗？

    显然不是。

    ——汉室内部的割据势力，从汉初的异姓诸侯，到太宗皇帝年间的宗亲藩王，至今，也不过是被剔除了爪牙的宗亲藩王。

    而这些占据大半个关东——甚至可以说是‘大半个中原’的宗亲诸侯国，最终都是要被化为郡县，由长安朝堂中央直辖的。

    秦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始皇嬴政，在秦王朝不具备‘天下尽行郡县’的时候，一口气将分封制全面废除。

    而汉初，太祖高皇帝之所以恢复分封制，除了分封制到郡县制，需要过渡的考量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当时的汉家，不具备天下尽行郡县的能力。

    无论是行政成本，还是直辖难度，都远非当时的汉家所能承担。

    那现在呢？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汉家是否发展到足够强大的地步，从而可以对整个汉室版图，都通过郡县制进行直辖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并不好说。

    就拿此番，刘荣为天下官吏加薪举例。

    ——说是为天下官吏加薪，但事实上，却只是给关中地区，以及北方的北地、陇右，南方的巴蜀、汉中等由长安直辖的郡县官吏加薪。

    至于占据汉室版图过半部分的关东，尤其是那些个宗亲诸侯国，则并不在此列。

    宗亲诸侯国的官吏俸禄，依旧需要这些诸侯国自己承担，加薪与否，也不是刘荣说了算。

    假如有一天，刘荣决定效仿始皇嬴政，全面取缔分封制，废黜所有的诸侯国，在全天下范围内实行郡县制，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部分陡然多出来的官员俸禄。

    如今的长安朝堂中央，直辖汉室近半版图，也就等于说是只需要给汉家一半的官员发工资。

    剩下的一半官员，都是由宗亲诸侯养着。

    如果尽行郡县，那就意味着汉家，由长安朝堂直辖、直属，需要有朝堂中央发放俸禄的官员，至少也要翻倍！

    虽然农税也可能要增长许多，但这依旧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压力。

    再者，治理地方，并不是说俸禄给官员发下去，官员就能好好办事儿的。

    ——哪怕后世，尚且还有‘山高皇帝远’的说法，更何况是这两千多年前的公元前？

    距离都城越远，官员素质越差、政府公信力越低，行政效率也越低下，才是封建时代的常态。

    分封制的优势，也是为了让‘山高皇帝远’，因为诸侯王的存在而被降低负面影响。

    ——好比吴地，在郡县制下，距离长安足有数千上万里，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山高皇帝远。

    哪怕是官员真的鱼肉乡里，乃至于激起民变，长安得到消息，并派出使者了解情况，又返回长安汇报，都是需要好几个月的事。

    但若是有一个吴王，就在吴地坐镇，那就能让着数千上万里的距离，缩短为地方郡县，到吴国国都的距离。

    就算长安朝堂鞭长莫及，也总还有吴国都城的吴王就近应对，也就不存在‘山高皇帝远’的说法了。

    而郡县制，却会让这个问题再次出现。

    回想一下，始皇嬴政驾崩后，最先出问题的是哪里？

    ——楚地。

    那楚地出了问题后，秦廷是如何应对的？

    先是咸阳中央，派遣少府章邯征发骊山刑徒，从咸阳出发，几乎是一路过关斩将——在关中就开始打陈胜、吴广的叛军。

    这么一路推过去，可谓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但等章邯赶到关外，也已经是大半年之后的事了。

    还有北方长城军团，被二世胡亥，或者说是赵高命令南下平叛，结果平白便宜了匈奴人不说，还葬送了大秦王朝最后的精锐。

    从事后诸葛亮、马后炮的角度来分析：如果当时，秦王朝在楚地，有一位嬴姓宗室为楚王；

    那情况就大有不同了。

    最起码，楚地乱的不会那么快，刘邦、项羽等各路义军统领，也不会那么快的平定楚地，并以楚地为根基向外拓展。

    只要速度慢下来，咸阳秦廷中央就能得到反应时间，无论是从楚地周边地区调集军队也好，从咸阳中央慢条斯理的派遣精锐中央军也罢，总是能更从容地应对变故。

    所以，如今汉室，并非‘内部已经不存在问题’，外部的匈奴人也已经被彻底解决。

    于外，匈奴人只是受挫、只是伤筋动骨，却还没有彻底被打败，甚至都还没有被动摇统治根基。

    于内，汉家通过郡县制掌控全天下，也仍旧是个远大，且暂时见不到曙光的目标。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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