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初冬，寒意渐浓。然而，比天气更让朝堂诸公感受到凛冽的，是空气中弥漫的无形硝烟。新旧思潮的碰撞，卫道者的恐慌与反击，民间舆论场的喧嚣与失控，如同纠缠在一起的乱麻，堆叠在帝国的中枢面前，亟待理清。在这场因技术催生、因观念而激化的“言论风暴”中，如何划定边界，平衡“开言路”与“防祸乱”，成为摆在最高统治者面前一道极其敏感而复杂的难题。

这一次，御前会议的地点没有设在庄严的紫宸殿或两仪殿，而是选在了较为僻静的宣政殿东暖阁。参与者也经过精心挑选，除了武则天、李瑾、狄仁杰等核心决策者外，还有礼部尚书裴行俭、刑部尚书徐有功（以刚正、善断狱著称）、御史中丞来俊臣（以酷吏之名闻，但也深谙控制之术）、新任门下省给事中魏元忠（直言敢谏，代表清流中较为开明务实者）、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卫道者代表），以及两位身份特殊的人物——翰林院承旨学士，负责起草诏令的文坛领袖；以及一位从“格物院”中特意召来的年轻博士，名叫沈括（借用同名历史人物，代表新兴的、注重实证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阵容，兼顾了朝堂各派、新旧两脉，显然是要进行一场深入、甚至是尖锐的辩论。

武则天端坐于上，神色平静，只淡淡道：“今日所议，非为寻常政务，乃为定国之本，防患之要。近来市井之间，舆论纷纭，著述迭出，有新思，亦有妄言。朝廷既开文教，广纳言路，则不可无规矩方圆。太子主理此事，今日便由太子主持，诸卿可畅所欲言，务求析理明白，定策稳妥。”

李瑾起身，向武则天和众臣微一颔首，沉声道：“诸位。知识下移，印刷便捷，乃时势所趋，利在开民智、通下情、兴文教。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言论如水，可灌溉心田，亦可泛滥成灾。今日之议，核心便在于此——在当今时势下，这‘言’之‘水’，其边界当在何处？何者可畅其流，何者必筑其堤？”

他目光扫过众人，继续道：“有主张一概禁绝，复归清静者；有主张放任自流，以为太平气象者。孤以为，此二者，皆非中道。一概禁绝，是因噎废食，既违陛下广开文教之初衷，亦恐使民怨壅塞，智者寒心。放任自流，则是纵火积薪，恐使谤讪横生，奸言惑众，动摇国本。故，当务之急，乃寻一中庸之道，既能容有益之新思，又可止有害之妄言。此道之界限何在，如何厘定，如何施行，愿闻诸公高见。”

李瑾的开场白，定下了基调：承认变化，寻求管控，在“开”与“禁”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是一个艰难的定位，但也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孔颖达率先开口，他面色依然凝重，但语气比上次御前会议时稍缓，或许意识到一味强硬难以奏效。“太子殿下明鉴。老臣以为，边界首在尊经重道。圣人经典，先王典制，乃治国安邦之根基，人伦日用之所依。凡著述言论，有敢非议、曲解、亵渎六经，毁谤先圣，质疑三纲五常者，当在严禁之列，并究作者、刊者、传者之罪。此乃大本大源，不容丝毫淆乱！”

刑部尚书徐有功接口，他更侧重于法律执行层面：“孔祭酒所言乃礼之边界。然法之边界，亦须明晰。臣以为，凡捏造事实，诽谤朝廷，污蔑大臣，煽动民变，泄露机密，传播妖术邪教，以及诲淫诲盗，有伤风化之言论文字，无论以何种形式刊印流传，皆应入罪，依《永徽律》（唐律）及后续所定专律严惩。此乃维稳靖乱之必需。”

御史中丞来俊臣阴恻恻地补充道：“徐尚书所言极是。此外，还需严防结党营私，以文乱法。某些所谓‘时论’、‘私集’，看似议论国是，实则暗通声气，互为标榜，攻讦异己，实为朋·党之萌蘖。对此等借言论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者，尤当深查严办，以绝后患。”  他的目光扫过魏元忠等人，意有所指。

魏元忠眉头一皱，出列道：“徐尚书、来中丞所言，乃法之常理，自当遵守。然臣恐执法过苛，反伤朝廷纳谏之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若因言获罪之网过于严密，则士人噤若寒蝉，忠直之言不得上达，阿谀之风由此而盛，此非社稷之福。况且，如何界定‘诽谤’与‘直谏’？如何区分‘议论’与‘煽动’？若标准模糊，全凭有司臆断，恐开罗织构陷之门，使奸吏得以逞其私，忠良无以自明。”

他转向李瑾，恳切道：“殿下，臣以为，边界之设，当重事实，轻诛心。可规定，凡议论朝政得失、官员贤愚，需有实据，可查证。若无实据，凭空捏造，恶意中伤，则为诽谤。若虽有依据，然言辞激烈，或可视为狂直，可训诫，不宜轻罪。至于经典阐释，学术之争，本可百家争鸣，只要不涉谋逆大罪，不公然毁弃人伦，似可稍宽其途，以彰文治之盛。”

裴行俭点头赞同：“魏给事中所言，老成持重。臣以为，边界之定，还须因时制宜，有所侧重。譬如，对涉及军国机密、宫廷禁事、妖妄图谶者，当从严；对士人学术争鸣、民间风俗议论、乃至对地方官吏施政之批评（只要非恶意构陷），可酌情从宽。尤其于农桑、水利、工艺、算学等实学新知之传播，朝廷更应鼓励扶持，不仅不应设限，反应予褒奖。此乃富国强兵之要。”

这时，那位一直沉默的格物院博士沈括，在得到李瑾示意后，有些紧张地开口：“臣……臣来自格物院，见识浅陋。然臣以为，言论之边界，或可借鉴格物之理。格物讲求实证与逻辑。一言论之是非，亦可部分依此评判。若一言论，有可验证之事实基础，有合乎情理之逻辑推演，即便与旧说不同，亦应有其存在之余地。譬如，臣等在院中测算日月之行，推演勾股之数，皆依实据，合算法。若有人仅因我等所言与《周髀》古算略有出入，便斥为‘邪说’，恐……恐非求是之道。”  他顿了顿，鼓起勇气道，“故臣斗胆进言，可设‘实据’为一护身符。凡立论有据，推论合理者，纵有争议，亦不当以言治罪。”

沈括的话，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基于“实证”和“理性”的评判标准，与传统的基于“经典权威”和“道德立场”的标准截然不同。这立刻引起了孔颖达的强烈反应。

“荒诞！”  孔颖达白眉轩动，“圣人之道，天理昭彰，岂是尔等匠作之术可以妄测？日月之行，自有天道；人伦纲常，本乎天性。以实证论经义，以算法推人伦，此乃本末倒置，以术害道！若依此论，则无父无君之言，亦可自称有‘实据’（比如人性趋利避害）而大行其道乎？此例万不可开！”

李瑾抬手，止住了双方的争论。他缓缓道：“诸位所言，皆有其理。孔公重经典大义，徐公、来公重法纪稳定，魏公、裴公重言路畅通、实学发展，沈博士则提出了一个‘实证’的新角度。可见，言论边界，非止一线，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万里江山图”前，背对众人，似在整理思绪，然后转身，目光湛然：“孤以为，此边界，可分四重，由内而外，宽严不同。”

“最内一层，核心禁区，绝不可触。  此层关乎国本与皇权。凡谋逆、叛乱、分裂国家、诽谤皇帝及皇室、泄露国家核心机密、勾结外敌、传播真正妖术邪教（以聚众作乱、危害社会为目的者）  之言论文字，无需讨论，一律严惩，主犯极刑，从犯连坐。此乃底线，无任何妥协余地。”  他的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场众人，包括孔颖达，都微微颔首，对此并无异议。这是任何王朝生存的根本。

“第二层，伦理与秩序红线，需严格限定。  此层关乎社会基本伦常与公共安全。包括孔公所言，公然诋毁、否定君臣、父子、夫妇等核心人伦纲常（注意，是‘公然诋毁、否定’，非学术探讨）；徐尚书所言，无确凿证据、纯属恶意捏造、旨在毁人名誉、煽动对特定官员或群体仇恨的诽谤；传播具体、可操作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如详细描述如何制造火药、兵器以作乱）；公然鼓吹、教唆暴力反抗朝廷、攻击官府、戕害无辜。此类言论，危害性大，易致现实祸乱，亦当依法严惩，但量刑需有确凿证据，区分首从，避免扩大化。”  李瑾特意强调了“公然”、“恶意”、“具体”、“可操作”等限定词，意在收紧打击范围，防止滥觞。

“第三层，争议与模糊地带，需审慎辨别，个案处理。  此层最为复杂，也最考验治理智慧。包括：对朝廷具体政策、法令、官员个人能力和操守的批评（魏公所言的‘直谏’与‘诽谤’之辨）；对儒家经典不同于主流注疏的学术性阐释（如陆淳之《论语别裁》）；涉及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谶纬预言等传统学说但未直接危害社会的议论；对工商业、社会风俗变迁的新看法（如‘本末’、‘义利’之辨）；以及文学创作中可能涉及的讽喻、影射（如《浮世镜》类小说）。对此类言论，”  李瑾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不宜一概禁止，亦不可放任自流。  孤以为，可遵循以下原则：一看动机，是出于公心论政、学术探讨、文学创作，还是纯粹私愤攻击、哗众取宠、别有用心？二看依据，是空穴来风、主观臆测，还是有据可查、有理可循？三看影响，是无伤大雅、小范围流传，还是已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引发思想混乱或实际对抗？四看方式，是理性讨论、就事论事，还是恶意煽动、人身攻击？  需有司（建议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及礼部派员组成专门合议机构）个案审议，综合研判。对确有价值、虽言辞激烈但出于公心的批评，可予包容甚至奖励；对虽有偏差但属学术探讨者，可引导论辩；对纯粹捏造诽谤者，依法惩处；对影射攻击、难以定论者，可训诫、禁其传播，但慎用刑罚。”

“最外一层，开放鼓励区。  此层包括：有益国计民生的实学新知传播（农桑、水利、医药、工艺、算学、地理等）；颂扬忠孝节义、教化人心的诗文戏曲；不涉敏感内容的史地著述、游记见闻、诗词唱和；朝廷允许发布的官方文书、政令解读、德政宣传。对此类言论著述，朝廷不仅不应限制，反应鼓励、扶持、推广，可予免税、褒奖，甚至由官营印书馆优先刊印。”

李瑾的“四层论”清晰分明，既划出了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也预留了相对宽松的讨论空间，特别是将“学术探讨”、“政策批评”（需有条件）与“谋逆诽谤”明确区分，并引入了“动机、依据、影响、方式”的综合评判标准，这无疑比简单的一禁了之或全盘放开要精细、理性得多。

“然则，殿下，”  来俊臣阴声道，“此‘个案审议’、‘综合研判’，标准虽明，然执行起来，恐各有诠解，难以划一。且天下著述如恒河沙数，有司如何能一一审议？若待其流传已广，影响已坏，再行惩处，岂不晚矣？”

“来中丞所虑极是。”  李瑾点头，“故需律法、机构、手段三者配合。首先，需制定详尽之《出版律》或《言论条格》，将上述四层边界，尽可能明晰地写入律法，公示天下，使民知所避就。其次，可在两京及重要州府，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现有衙署兼理），负责民间出版物的登记备案与事后追惩。事前审查，工作量浩大，且易窒碍言路，暂不可行。但所有刊印发售之书籍、小报，必须载明编著者、刊印者、发售者，向有司登记备案，违者重罚。一旦发现违法言论，即可按图索骥，追究连带责任。此谓事后严惩，以儆效尤。同时，鼓励民间互相监督举报，但严禁诬告，反坐其罪。”

“再次，”  李瑾继续道，“正如裴尚书、狄公所言，朝廷需主动发声。办‘官报’，设‘宣讲’，兴‘正学’。将朝廷德政、正确道理、有益新知，以更便捷、更生动的方式传播出去，以正压邪，以实破虚，以明辨暗。舆论战场，朝廷不去占领，邪说妄言便会去占领。  最后，教育为本。在国子监、州县学乃至蒙学中，加强忠君爱国、伦理纲常、律法常识之教育，使士民自幼明辨是非，增强抵御虚言邪说之能力。此乃长久之计。”

武则天一直静静地听着，此刻缓缓开口：“太子所论，条分缕析，颇得中庸之要。边界须有，否则国将不国。然法网亦不可过密，过密则·民无所措手足，且易为酷吏所乘。  四层之论，核心禁区与伦理红线，务必清晰，执法必严。争议模糊地带，确需审慎，以‘不枉不纵、个案细究’为要。开放鼓励之区，朝廷当大力倡扬。”

她凤目微抬，扫过众人：“此事关乎国运文脉，不可不慎。着太子李瑾、宰相狄仁杰，会同礼、刑、工（因涉印刷）三部及御史台、翰林院，依据今日所议，并参考前代律令（如《永徽律》中相关条款），详定《出版及言论条格》，务求周详可行，呈报御览。  新律未定之前，一切仍暂依旧例，然各衙署需加强对市面流通文字之监察，凡有涉核心禁区及明显伦理败坏、煽动作乱者，即刻查办，不必待新律。”

“至于卫道忧国之心，朝廷知之。”  武则天看向孔颖达，语气稍缓，“孔卿可领国子监诸博士，编纂《正学粹言》  系列，阐释经典大义，批驳市面流传之谬论。所需银两、刊印，由内帑支取，务求精良，广布学宫、公藏阁，乃至允民间翻印。道理越辩越明，正学昌，则邪说自消。  望孔卿勉之。”

孔颖达闻言，知皇帝和太子已有定见，且并未全然否决卫道诉求，甚至给予了“官方阐释”的渠道，心中稍安，虽仍觉不够严厉，但也只能躬身领命：“老臣……遵旨，定当竭尽全力，以正视听。”

会议至此，基调已定。李瑾的“四层边界论”，为即将出台的《出版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框架方向。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而是在皇权专制框架下，一种相对理性、分层管理、试图兼顾稳定与活力的言论管控思路。它试图在“防民之口”与“放任自流”之间，走出一条狭窄而危险的中道。

消息通过与会者的口，渐渐流传出去。卫道者们松了口气，朝廷终究划定了红线，并未任由“邪说”泛滥。开明派和实务派也看到了一线希望，只要不触碰核心禁区和明确红线，批评、探讨、甚至有限度的“异端”思想，似乎仍有生存空间。而身处舆论漩涡中的普通士人、民间作者、小报编撰者们，则怀着忐忑、观望、或侥幸的心情，等待着那部将决定他们笔下安危的《出版法》正式颁布。

一场关于言论边界的“立法”，即将拉开帷幕。而其执行的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由知识革命引发的思想激荡，最终是走向相对健康的百家争鸣，还是陷入万马齐喑或激烈对抗的境地。李瑾深知，画下边界只是开始，如何让这边界不被随意突破，也不成为扼杀生机的枷锁，才是真正的考验。而此刻，他更隐隐感到，这场关于言论的讨论和立法，或许只是更深层次、更触及根本利益冲突的前奏与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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