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零七分，高雄港的浓雾彻底散尽。

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三楼办公室的窗边，手里的铁观音早已凉透。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四十三分钟——在等待。等待某种确认，或者某个变数。

电话在十点零八分响起。

他让铃声响到第五声，才缓步走到红木办公桌前，拾起听筒。这个细节很重要：接得太快，显得急切；接得太慢，显得刻意。五声，是一个商人在处理手头文件时的正常反应时间。

“喂，墨海贸易行。”

“沈老板，”电话那头的声音温文儒雅，带着江浙口音的国语，“我是魏正宏。”

林默涵的指节微微收紧，但声音平稳如常：“魏处长，久仰久仰。内人方才告知，您邀约明日午宴，沈某深感荣幸，只是不巧明日已有……”

“我知道。”魏正宏打断他，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是王某唐突了，没有提前确认沈老板的日程。所以我想，不如今晚如何？春和楼，听雨轩，七点整。我听说那里的西湖醋鱼是全台湾最地道的。”

林默涵的目光扫过墙上的挂钟。秒针一格一格跳动，像某种倒计时。

“魏处长盛情，沈某岂敢推辞。只是今晚原本约了香港的客商……”

“推掉。”魏正宏的声音依然温和，但两个字里藏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沈老板，生意什么时候都能做，但有些话，过了今晚，可能就不好说了。”

沉默在电话线两端蔓延了三秒。

“好。”林默涵说，“那就今晚七点，春和楼听雨轩，沈某做东。”

“不必，我已经订了位置。”魏正宏轻笑一声，“沈老板人过来就好。对了，听说尊夫人是杭州人？春和楼新请了位杭州师傅，做的龙井虾仁很正宗，务必请夫人一同赏光。”

电话挂断。

忙音在听筒里单调地响着，像心跳的余震。

林默涵缓缓放下听筒，从西装内袋取出银质烟盒，弹出一支香烟，点燃。淡蓝色的烟雾在晨光中升腾，他透过烟雾看着窗外——港口第三号码头，一艘挂着英国旗的货轮正在卸货，起重机吊着巨大的木箱，在空气中缓缓摆动。

魏正宏要陈明月也出席。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台湾官场的交际规则里，家眷出席通常意味着两件事：要么是纯粹的私人联谊，以示亲近；要么是某种形式的“质押”——让你的软肋暴露在视线之内。

而魏正宏和陈明月，显然不属于前者。

------

几乎同一时间，高雄市鼓山一路，军情局第三处办公楼。

魏正宏挂断电话，从真皮座椅上站起身，踱步到窗前。他的办公室在三楼，视野很好，能看见半个高雄港。此刻，墨海贸易行那栋灰白色的三层小楼，就在他视线右下方约八百米处，像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处座，您觉得他会上钩吗？”

说话的是站在办公桌旁的年轻人，三十岁上下，穿着熨帖的少校军服，领章擦得锃亮。他叫周维安，魏正宏从台北带来的心腹，军统临澧特训班出身，最擅长刑讯和跟踪。

“他已经上钩了。”魏正宏没有回头，依旧望着窗外，“一个正常的商人，听到我邀约，第一反应应该是惶恐——惶恐之后是试探，试探我为何突然找上他。但沈墨没有，他从头到尾都很平静，平静得像在接一个普通客户的电话。”

“这难道不是说明他心里没鬼？”

“恰恰相反。”魏正宏转过身，走到巨大的橡木办公桌前，手指划过桌面上摊开的一份档案，“一个从福建晋江来的侨商，去年十月才到台湾，用半年时间就把贸易行做到高雄港前十，打通了港务处、海关、税务所三层关系——这样的人，要么背景深厚，要么手腕通天。无论是哪种，听到军情局处长请他吃饭，都不该这么平静。”

周维安凑近档案。上面贴着“沈墨”的照片，是偷拍的，在码头仓库前，戴金丝眼镜，穿灰色长衫，手里拿着一本账册。照片上的男人面容清隽，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看起来确实像个精明的商人。

“可是我们查了他所有的底，”周维安说，“晋江沈家确实有这号人，民国二十七年去了南洋，在新加坡做了十几年橡胶生意。沈墨的学历、经历、商业往来，全部对得上。连他左手虎口那道疤，档案里都写着是十二岁时被茶刀所伤——我们的人确认过，他手上确实有疤。”

“太完美了。”魏正宏在椅子上坐下，端起已经凉掉的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完美得像是有人精心为他准备了一整个人生。”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放大照片，推给周维安。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二十五六岁年纪，穿素色旗袍，站在墨海贸易行门口，正低头看怀表。阳光从侧面打在她脸上，勾勒出清秀的侧影。

“陈明月，沈墨的妻子，档案记载是杭州人，父亲是丝绸商人，民国三十八年随家人来台。”魏正宏用钢笔尖点了点照片上女人的左手，“注意她的手。”

周维安眯起眼睛。女人左手拎着一个手提包，手指纤细，无名指戴着一枚简单的金戒指——没什么特别。

“左手虎口外侧，”魏正宏说，“有一道浅白色的痕迹，看形状，是旧伤，至少十年以上。你再看这张。”

他又抽出另一张照片，明显是远距离偷拍的，有些模糊。照片里，陈明月正在庭院里晾衣服，袖子卷到肘部，左小臂露出来。在靠近手腕的位置，有一道明显的条形疤痕，大约两寸长。

“这是枪伤。”魏正宏的声音很冷，“而且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擦伤。一个丝绸商人的女儿，民国三十八年才十七岁，在杭州那种地方，是怎么被枪打伤的？”

周维安的呼吸急促起来：“处座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魏正宏合上档案，靠回椅背，闭上眼睛。他昨晚又失眠了，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了三个小时，现在太阳穴突突地跳。“今晚七点，春和楼听雨轩。你带人提前三个小时进去，我要那里每一寸墙、每一块地板、每一盏灯，都查清楚。特别是——”

他睁开眼睛，眸子里闪过一丝鹰隼般的光。

“查清楚那里有没有第二条路。如果有，堵死它。”

“是！”周维安立正敬礼，转身要走。

“等等。”魏正宏叫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倒出两片白色药片，就着冷咖啡吞下，“寿山公园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按照您的吩咐，公园四个出口都安排了人，观景台附近摆了六个流动摊贩，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渔火’出现，绝对跑不了。”周维安犹豫了一下，“不过处座，我们真的确定‘渔火’今晚会来？月全食这种天象，会不会是**的障眼法？”

魏正宏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台湾全岛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的图钉标注着各种符号。高雄地区，蓝色的图钉（已破获）有十七枚，红色的图钉（疑似）有九枚。而在左营海军基地的位置，插着一枚黑色的图钉，旁边用钢笔写着两个字：渔火。

“三个月前，我们在基隆截获了一份密电，”魏正宏背对着周维安，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密电是用中共华东局三年前的旧密码本加密的，内容是关于高雄港的军舰调度。我们的人破译了三天，最后发现，密电真正的信息不在文字里，而在发报的时间间隔上。”

他转过身，从档案夹里抽出一张电报纸，上面用红笔圈出了一串数字：

“发报时间：12月7日，21:03:17；21:03:29；21:03:41；21:03:53；21:04:05。看出规律了吗？”

周维安盯着那串数字，瞳孔骤然收缩：“间隔都是……12秒？”

“对，12秒，精确得像钟表。”魏正宏走回办公桌，手指敲击着那些数字，“这不是人工发报能实现的精度，只有经过严格训练、有丰富经验的老报务员才能做到。而整个台湾，有能力发出这种电报的人，不超过五个。其中三个在我们监狱里，一个上个月死了，还有一个——”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

“就是去年十月，在高雄港附近消失的‘海燕’。”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挂钟的滴答声。

周维安觉得喉咙发干：“所以处座您怀疑，沈墨就是……”

“我什么都不怀疑。”魏正宏打断他，但眼睛里闪烁着某种炽热的光，“我只相信证据。今晚月全食，如果‘渔火’出现，就证明左营基地确实有**情报员，而这个人需要把情报送出去。如果沈墨就是来接头的‘海燕’，那么他今晚一定会有所动作——要么亲自去，要么派人去。”

“那如果他按兵不动呢？”

“那他就不是‘海燕’。”魏正宏笑了，笑容有些残酷，“只是一个普通的、有点问题的商人。对付这种人，我们有更简单的办法。”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空白逮捕令，推到周维安面前。

“名字我已经签了，罪名是‘通匪嫌疑’。只要我需要，随时可以填上沈墨或者陈明月的名字。”魏正宏看着周维安，“你明白该怎么做吗？”

周维安拿起逮捕令，指尖触到纸张冰冷的表面，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他当然明白——无论今晚发生什么，沈墨这个人，都已经在军情局的网里了。

区别只在于，是慢慢收网，还是一把拽紧。

“属下明白。”他敬礼，转身离开办公室。

门轻轻关上。

魏正宏重新坐回椅子，从怀里掏出怀表。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灿烂。左边那个是他，民国三十五年，在上海；右边那个，是他的哥哥魏正明，同年，在山东战场，死于共军的炮火。

他合上怀表，金属表壳冰凉。

窗外的阳光很烈，高雄的冬天总是这样，阳光明媚得像假的。他想起哥哥下葬那天，也是这样的天气，棺木上盖着青天白日旗，母亲哭晕在墓前。那年他二十五岁，对着哥哥的墓碑发誓：穷尽一生，也要剿灭那个地下党。

十四年过去了。

他闭上眼睛，手指无意识地敲击桌面，一下，两下，三下……像在发报。．

------

正午十二点，墨海贸易行。

陈明月提着食盒从后门进来，穿过仓库，沿着狭窄的木楼梯上到三楼。楼梯吱呀作响，空气里有陈年木料和灰尘的味道。这栋楼是日据时期建的，原本是日本商社的办公楼，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接收，三年前拍卖，被“沈墨”买下。

很合理的投资——码头附近的房产，总归是值钱的。

她在心里重复着这个理由，像在背诵某种经文。我是沈墨的妻子，杭州人，父亲做丝绸生意，民国三十八年随家人来台，去年经人介绍嫁给丧偶的沈墨，帮他打理生意……

楼梯尽头的门虚掩着。

陈明月推开门，办公室里没有人。窗户开着，咸湿的海风灌进来，吹动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她放下食盒，走到窗边，看见林默涵站在楼下后院的榕树下，背对着这边，似乎在和仓库管理员老刘说话。

从三楼看下去，他的背影显得有些单薄。灰色长衫被风吹得贴在后背，勾勒出肩胛骨的轮廓。陈明月想起三个月前的雨夜，在山洞里，他脱下衬衫为她包扎，火光映出他背上交错的旧伤——那是早年地下工作留下的痕迹，最深的一道在左肩胛下，是刀伤，缝了十七针。

“伤口这么深，当时很痛吧？”她记得自己这样问。

林默涵只是摇头，用烧过的匕首割开衬衫下摆，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习惯了。”

习惯了。

陈明月的手指抚过窗棂，木刺扎进指腹，细微的疼痛让她清醒。她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打开食盒——两菜一汤，白米饭，简单得像真正夫妻的午餐。然后她开始检查房间。

这是她的习惯，也是纪律。每次离开后再返回，都要确认房间有没有被侵入的痕迹。

笔筒里钢笔的角度，文件叠放的顺序，窗帘拉开的幅度，烟灰缸里烟蒂的数量……一切如常。除了——

陈明月的目光停在书架第三排。

那里原本应该有一本《台湾通史》，现在却被一本《唐诗三百首》取代了。书脊朝外，但放反了——出版社的名称上下颠倒。

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这是林默涵设置的暗号之一：如果书被移动过，或者房间有危险，他会用这种方式示警。但此刻，书被移动了，却依然在原来的位置，只是放反了。

这意味着什么？

陈明月轻轻抽出那本《唐诗三百首》。书很旧，封面磨损，内页泛黄。她翻开，停在常被翻动的那几页——李白的《长相思》。诗行间夹着的照片还在，女婴的笑容依旧天真无邪。

但照片的位置变了。

原本是夹在“长相思，在长安”那一句旁，现在移到了“美人如花隔云端”旁边。而且照片的角度微微倾斜，左下角对准了“云”字。

云端。

陈明月合上书，指尖冰凉。这是他们约定的高级预警：当常规暗号可能被识破时，用照片位置传递信息。“云”，在他们的密码本里，代表“计划有变，按第二方案执行”。

第二方案。

她快速回忆。三个月前，在阁楼发报机前，林默涵用铅笔在纸上写过第二方案的要点：如果月全食当天的直接接头不可行，启用备用交接点，时间是……

仓库外传来脚步声。

陈明月迅速将书放回原位，调整好角度，然后走到茶几旁摆碗筷。门被推开，林默涵走进来，身后跟着老刘。

“老板，三号仓库的货都清点完了，”老刘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说话时总眯着眼睛，像在笑，“那批贴着日文标签的箱子，按您的吩咐，都挪到五号仓库的夹层了。”

“辛苦了。”林默涵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走到洗手盆前洗手，“下午港口管理处的人来，你带他们看一号、二号仓库就行，三号就说货主有交代，不让外人进。”

“明白。”老刘点头，瞥了陈明月一眼，欲言又止。

“老刘还有事？”林默涵擦着手，走到办公桌后坐下。

“那个……刚才码头来了个生面孔，”老刘压低声音，“说是香港‘永昌行’的，要找您谈砂糖生意。我按您交代的，说您去台南了，明天才回。但他留了句话。”

林默涵抬起眼睛。

“他说，‘月有食之，然天狗吞月，终有尽时’。”

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寂静。

陈明月摆碗筷的手停顿在半空。这句话不在约定的暗语库里，是新的，或者——是试探。

“你怎么回他的？”林默涵的声音很平静。

“我说，‘老板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吃斋，今天十三，不合适’。”老刘说，“然后他就走了，说改天再来。”

林默涵沉默了几秒，点点头：“做得对。你去忙吧，下午机灵点。”

老刘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陈明月盛好饭，递给林默涵。两人在茶几两侧坐下，像寻常夫妻一样开始吃饭。谁都没有说话，只有筷子碰触碗碟的轻微声响。

吃到一半，林默涵突然开口：

“今晚你不能去寿山公园。”

陈明月夹菜的手停在半空。

“为什么？”

“‘天狗吞月，终有尽时’，”林默涵放下筷子，看着她的眼睛，“这是警告。意思是，对方知道今晚是陷阱，去了就回不来了。”

“那你还要去春和楼？”

“魏正宏指名要你去，如果不去，等于告诉他我们知道是陷阱。”林默涵端起汤碗，喝了一口，动作从容得像在品茶，“但你可以‘生病’。”

陈明月明白了：“突发急病，去不了。”

“对。下午你就开始‘不舒服’，晚饭前请医生来，开点安神补气的药。”林默涵从怀里掏出怀表，打开，表盖内侧贴着一小片剪报，是半句诗：海上生明月。“医生我已经安排好了，是自己人，他会给你开‘需要静养三天’的诊断书。”

“那接头怎么办？”

林默涵合上怀表，金属表壳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我去。”

陈明月猛地抬头：“可是魏正宏那边——”

“春和楼的饭局七点开始，最迟七点半，我会让魏正宏相信，我就是他想要的那个‘普通商人’。”林默涵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木头，“然后八点前，我会‘突发腹痛’，提前离席。从春和楼到寿山公园，步行十五分钟，骑车七分钟。八点十分，我出现在观景台，完成交接，八点半离开。九点前，回到春和楼，继续陪魏正宏喝酒吃饭。”

他说得轻描淡写，像在说晚饭后散步的计划。但陈明月知道，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致命。

魏正宏不是傻子。他既然设了局，就一定会在春和楼周围布控。林默涵中途离席，必然有人跟踪。甩掉尾巴，去接头，再甩掉可能的新尾巴，回到饭局——这需要在二十分钟内完成一场高难度的城市潜行，而且不能被任何人察觉异常。

“太危险了。”陈明月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从我们踏上这条船开始，哪天不危险？”林默涵笑了笑，笑容里有种疲倦的温柔，“明月，记得我们在厦门上船前，老程说过什么吗？”

陈明月记得。那是1952年10月17日，深夜，厦门鼓浪屿的一间安全屋。负责派遣他们的老领导程默，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地下工作者，在给他们做最后交代。

“潜伏工作，九死一生。”程默当时说，昏黄的煤油灯映着他脸上的皱纹，“但你们要记住，活着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完成任务。有时候，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

当时她二十四岁，刚结束特训，满腔热血。林默涵三十一岁，已经在地下战线战斗了十三年。他们在那个夜晚第一次见面，扮演一对准备偷渡去台湾的“夫妻”。她紧张得手心出汗，他却自然地握住她的手，掌心温暖干燥。

“别怕，”他在她耳边说，“从现在起，你是陈明月，我是沈墨。记住我们的故事，忘了你自己。”

忘了你自己。

陈明月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他正在平静地吃饭，偶尔夹一筷子菜放到她碗里，动作自然得像真正的丈夫。可她知道，他不是沈墨。他是林默涵，代号“海燕”，肩负着重要使命的中共情报员。而她，也不是陈明月，她是林婉秋，苏北根据地长大的姑娘，十八岁入党，二十岁进入社会部，二十四岁接受任务，扮演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杭州丝绸商人的女儿。

他们都在演一场漫长的戏，演到几乎忘了自己原本是谁。

“第二方案是什么？”她问，声音已经恢复平静。

林默涵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铜钱，放在桌上。不是早晨给她的那枚乾隆通宝，而是另一枚，康熙通宝，边缘有细微的缺口。

“如果八点半我没有出现在观景台，你就去这里。”他推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地址：鼓山区哨船街31号，阿婆豆花店。

“找老板娘，说‘要一碗咸豆花，多放香菜’。她会给你一个油纸包，里面是‘渔火’要交给我们的东西。你拿到后，直接去这里——”他又推过来第二张纸条，上面的地址在旗津岛：旗津三路145号，天后宫。

“天后宫后殿，观音像下面的蒲团，掀开第三块砖，下面有个铁盒。把油纸包放进去，然后离开。不要回头，不要停留，回家，等我。”

陈明月拿起两张纸条，默默记下地址，然后划燃火柴，看着纸条在烟灰缸里蜷缩、发黑、化成灰烬。

“如果，”她看着最后一点火星熄灭，“如果你回不来呢？”

林默涵没有立刻回答。他吃完饭，放下碗筷，拿起茶杯，看着杯中漂浮的茶叶。那些细小的叶片在水里沉浮，像命运，不由自主。

“那就按程默交代的，”他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启动‘归零’程序，用你的备用身份离开台湾，去香港，找‘昌隆绸缎庄’的周老板，他会安排你回大陆。”

“那你呢？”

“我？”林默涵笑了笑，笑容里有种奇异的光彩，“我会完成该做的事。”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苍凉，像某种告别。

陈明月低下头，看着自己碗里还剩一半的饭。突然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顿平静的午餐。

下午两点四十分，港口管理处的检查人员准时到达。

正如林默涵所料，带队的是王德海本人，一个四十多岁、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穿着不合身的制服，满脸堆笑，但眼睛里的光很锐利。他带了六个人，说是检查消防，实际上把一号、二号仓库翻了个底朝天。

林默涵全程陪同，递烟，递茶，说话滴水不漏。他特意让老刘打开三号仓库的门，里面堆着些无关紧要的杂货，王德海象征性地看了几眼，没进去。

检查到下午四点结束。王德海拍拍林默涵的肩膀：“沈老板，你这儿合规得很，以后继续保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王科长辛苦，晚上我做东，咱们去‘蓬莱阁’……”

“不了不了，晚上还有公务。”王德海摆摆手，带着人走了。

林默涵站在贸易行门口，看着那辆吉普车消失在码头拐角。夕阳西下，把天空染成血色，高雄港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

“老板，”老刘走过来，压低声音，“三号仓库夹层的东西，要挪回来吗？”

“不用，”林默涵说，“就放在那儿。另外，今晚所有人提前下班，你最后一个走，锁好门。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陪太太去看病了。”

“明白。”

林默涵转身上楼。办公室里，陈明月已经“病”了，躺在沙发上，额头上敷着湿毛巾。请来的医生——一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先生，正坐在茶几旁写药方。

“沈太太这是忧思过度，肝气郁结，”医生说着场面话，笔下写的却是另一回事，“我开三副安神汤，今晚煎一副喝下，好生休息，切忌外出见风。”

林默涵接过药方，看了一眼。在药方最下面，用极小的字写着：春和楼内外至少十二人，东、西两侧路口有车。

“谢谢大夫。”他递上诊金，送医生出门。

再回到办公室时，陈明月已经从沙发上坐起来，毛巾拿在手里，眼神清明，没有丝毫病态。

“医生是我们的人，”林默涵说，“他确认了，春和楼有埋伏。”

“那你还要去？”

“正因为有埋伏，才更要去。”林默涵走到窗边，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魏正宏在试探。如果我不去，或者你‘病’得太巧，他立刻就会动手。只有去了，让他觉得一切尽在掌握，我们才有周旋的余地。”

他转过身，开始换衣服。脱下长衫，换上深灰色的西装，打上条纹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镜子里的人，又变成了那个精明干练的侨商沈墨。

陈明月走到他身后，替他整理衣领。她的手指拂过他的脖颈，触到温热的皮肤，和皮肤下跳动的脉搏。

“林默涵，”她突然叫他的真名，声音很轻，“你还记得我本名叫什么吗？”

林默涵动作一顿。

“林婉秋。”他说。

“对，林婉秋。”陈明月替他扣好最后一颗纽扣，后退一步，看着他，“如果我今晚之后再也见不到你，我想听你叫一次我的真名。不是陈明月，是林婉秋。”

林默涵转过身，看着她。夕阳的余晖从窗外照进来，给她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她今天穿浅蓝色旗袍，鬓边簪着他送的那支铜簪，眉眼清秀，目光坚定。这个二十四岁的姑娘，已经在敌后潜伏了三年，经历过四次生死危机，从未退缩。

“婉秋。”他叫她的名字，声音温柔得像叹息。

陈明月笑了，眼眶却有些红。她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轻轻印下一个吻，一触即分。

“好了，你去吧。”她说，转身走到茶几旁，开始收拾碗筷，“记得回来喝汤，我给你热在灶上。”

林默涵看着她挺直的背影，想说点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他拿起衣帽架上的礼帽，戴好，又检查了怀表和钱包，然后拉开门。

“对了，”在门口，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如果……我真的回不来，那本《唐诗三百首》，你帮我保管。等以后，如果有机会，交给晓棠。”

陈明月背对着他，肩膀微微颤抖。

“她会问，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就告诉她，”林默涵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爸爸是个很普通的人，只是做了一点该做的事。”

门轻轻关上。

脚步声渐行渐远，消失在楼梯尽头。

陈明月站在原地，很久很久。然后她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开，看着照片上女婴的笑容。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泛黄的书页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窗外，天色完全暗了。

农历十二月十三，无月。

再过五个小时，月全食就要开始。

而他们，都将在黑暗里，等待那个不知是否会来的黎明。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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