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砚把约谈定在下午四点。

这个时间是她故意选的。四点是一个暧昧的时间点——离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收拾东西、整理邮件、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时间开会，人的心理防线会比上午薄弱一些，因为脑子里已经在想晚上吃什么、要不要加班、回家走哪条路不堵车。

这是她从陆时衍那里学来的。律师审讯证人的时候，最喜欢挑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上七点，趁对方还没完全清醒；一个是下午四点，趁对方已经开始松懈。

她提前十分钟到了会议室。会议室不大，六个人的长桌，白墙灰地毯，没有窗户——这是她特意要求的。没有窗户的房间会让人失去时间感，更容易暴露真实情绪。她坐在长桌的一头，面前放着一杯水，水的旁边是她的手机，手机屏幕朝下扣着。

她不想在看手机的时候，被对方看到自己的表情。

四点整，门开了。

孙嘉怡走进来的时候，苏砚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她没有带笔记本。产品总监开会不带笔记本，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要么是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觉得不需要记任何东西；要么是她太紧张了，忘了带。

苏砚观察了她的穿着。今天孙嘉怡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扎成马尾，没有化妆。这和她在年会上的那件红裙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黑色是防御色，高领是保护姿势，不化妆意味着她没有心思在意自己的外表。

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通常会在外表上过度修饰，用精致的妆容和得体的穿着来掩饰内心的不安。但也有一类人，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放弃所有修饰，用“素颜”来暗示自己“没有秘密”。

孙嘉怡属于哪一种？

苏砚不确定。但她知道，不确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等。

“坐。”苏砚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孙嘉怡坐下来。她的坐姿很规矩，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面试的应届生。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她的目光在桌面上游移，从苏砚的水杯到倒扣的手机，从手机的边缘到桌角的划痕，就是不看她。

不敢对视。

苏砚把双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姿态放松得像是在和老朋友聊天。她的声音不高不低，语气里没有任何质问的成分：“嘉怡，你跟了我多久了？”

孙嘉怡的目光终于停在她脸上。

“四年零三个月。”她说。声音有些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四年零三个月。”苏砚重复了一遍，“这四年里，我有没有亏待过你？”

“没有。”孙嘉怡的声音更低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

孙嘉怡低着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苏总，”她说，“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

苏砚没有说话。

“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下岗了。他在工厂干了二十年，说不要就不要了。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工作，保安、搬运工、清洁工，什么都干过。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他扛着。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苦，但我看到过——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一整包，天亮的时候，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他得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化疗要三十万，我们拿不出来。我那时候刚毕业，工资一个月五千块，房租就要两千。我到处借钱，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凑了八万。”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苏总，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治疗费用，一百万起步。我没有一百万。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加上公积金和保险，最多能撑到五十万。剩下的一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她看着苏砚。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他就给我三百万。三百万。够我看病，够我还债，够我在万一出事的时候，给我妈留一点养老的钱。”

“所以你选了。”

“所以我选了。”孙嘉怡低下头，“苏总，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你信任我，提拔我，把我从一个小助理变成总监。但我——”

她没有说下去。

苏砚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见到孙嘉怡的情景。那是在一个产品评审会上，孙嘉怡还是一个刚转正的小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笔记本摊开，密密麻麻地记着会议纪要。会后所有人都在讨论方案，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把会议室里的白板擦干净了。

苏砚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孙嘉怡。苏砚说你的笔记记得很好，逻辑清晰，重点突出。孙嘉怡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这是她唯一会做的事。

那个笑容，和今天这张流泪的脸，在苏砚的脑海里重叠在一起，又分开。

“三百万，”苏砚说，“够吗？”

孙嘉怡抬起头，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是说，三百万够你看病、还债、给你妈养老吗？”

孙嘉怡愣住了。

“如果不够，”苏砚从桌上拿起手机，翻过来，打开一个页面，放在她面前，“这个数字够不够？”

屏幕上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苏砚要把自己持有的公司百分之三的股份，转让给孙嘉怡。百分之三，按照公司当前的估值，折合人民币大约四千万。

孙嘉怡看着屏幕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苏总，你——”

“这份协议，是我昨天拟的。”苏砚说，“在你下载那个假方案之前。”

孙嘉怡的嘴微微张开，但没有发出声音。

“我一直在想，怎么留住你。”苏砚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你是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最懂用户的人，最懂怎么把一个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的人。你走了，我花多少钱都请不回来。”

她把手机收回来，看着屏幕上的协议。

“但我没想到，你会被人用三百万买走。”

这句话像一把刀，轻轻地、准确地，捅进了孙嘉怡最软的地方。

孙嘉怡趴在桌上，肩膀剧烈地颤抖。她哭出了声，不是那种压抑的、无声的哭，是那种完全崩溃的、不在乎任何人听到的哭。

苏砚坐在那里，没有动。她没有递纸巾，没有拍肩膀，没有说话。她只是坐在那里，等。

她知道，有些东西，哭出来比憋着好。

大约过了五分钟，孙嘉怡的哭声渐渐小了。她直起身来，用袖子擦了一把脸，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

“苏总，”她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那个方案，我没有传给任何人。”

苏砚看着她。

“我下载了，但没有传。我——我下不了手。”孙嘉怡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一台快要没电的收音机，“我把文件放在桌面上，看了半个小时，然后删了。那个加密数据包——不是从我这里发出去的。”

苏砚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你说什么？”

“数据包不是我发的。”孙嘉怡的目光变得认真起来，哭过之后的眼睛反而比之前更清澈了，“我下载了文件，但没有往外传。如果监控系统显示有数据包从我的设备发出去，那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远程控制了你的设备。”苏砚接过话。

孙嘉怡点了点头。

苏砚闭上眼睛。

她想起陆时衍说的话：“赵鹤鸣知道方案是假的。他有内线，比我们想的更深。”

更深。

深到什么程度？深到不需要内鬼亲手操作，就能控制内鬼的设备？深到能在她自己的监控系统眼皮底下，把数据从她的公司里偷出去？

她睁开眼睛，看着孙嘉怡。

“嘉怡，”她说，“你说的那个人，给你三百万的那个人，是谁？”

孙嘉怡犹豫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的真名。他只用了一个代号联系我——叫‘渔夫’。”

渔夫。

苏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两下。渔夫，钓鱼的人。赵鹤鸣是渔夫，还是渔夫是赵鹤鸣的人？或者——渔夫就是赵鹤鸣本人？

“他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在我下载文件之前。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说‘鱼已经入网，收杆’。”

苏砚的手停住了。

鱼已经入网，收杆。

这句话的意思是——赵鹤鸣要的不是那个假方案。他要的是孙嘉怡下载假方案这个动作。他要的是一个“证据”——证明苏砚的公司内部有人在往外传东西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用来干什么？可以用来反诉苏砚“恶意炒作”、可以用来在舆论上抹黑她、可以用来——

“嘉怡，”苏砚站起来，“你现在立刻回家。不要回工位，不要碰电脑，不要用手机联系任何人。把所有的电子设备留在公司，只带钥匙和身份证。”

“苏总？”

“赵鹤鸣不需要你传文件。他只需要你下载过那个文件。下载记录在你的电脑里，在你的账号里，在公司的服务器里。这些记录，足够证明你接触过那些机密的文件。至于文件有没有传出去——不重要。只要你有动机，他就能把‘内鬼’的帽子扣在你头上。”

孙嘉怡的脸色刷地白了。

“然后呢？”她问。

“然后他会联系媒体，说苏砚公司的核心员工出卖商业机密。舆论会炸，投资人会慌，客户会跑。我的公司——”

她没有说下去。

但她和孙嘉怡都明白那个词是什么。

崩盘。

二

孙嘉怡走后，苏砚一个人在会议室里坐了半个小时。

她拿出手机，想给陆时衍打电话，但手指停在拨号键上，没有按下去。

她想起陆时衍刚才在电话里问她：“你不心疼？”

她说心疼。

但她没有说完整。她心疼的不是孙嘉怡的背叛，是她自己——她花了四年时间培养一个人，信任一个人，把公司最核心的产品线交给她，最后发现，维系这段关系的不是忠诚，是三百万。

三百万。在她这个圈子里，三百万只是一顿饭钱。但对孙嘉怡来说，三百万是命。是她父亲的命，是她自己的命，是她母亲的晚年。

这不是背叛。这是穷人的绝望。

苏砚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会议室门口。门是关着的，她没有开。她只是站在那里，把手按在门板上。门板是木头的，刷了白漆，摸上去很光滑，很冷。

她想，如果她当年没有遇到那个投资人，没有拿到第一笔融资，没有从一个小工作室做到现在的规模——她会不会也像孙嘉怡一样，为了三百万出卖自己？

她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她不能站在岸上，去评判一个溺水的人。

她推开门，走回办公室，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周维安，”她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五分钟后，周维安推门进来。他的表情很平静，但苏砚注意到他的鞋带松了——一个在凌晨四点被监控叫醒的人，可能一整天都没有心思系鞋带。

“坐。”苏砚说，“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帮我查一下孙嘉怡的设备，在过去三个月里，有没有被远程控制的痕迹。不是普通的入侵，是那种——合法的、有授权的远程控制。”

周维安愣了一下。

“你是说，有人用合法手段控制了孙嘉怡的电脑？”

“对。比如通过官方的远程管理工具，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如果对方有足够高的权限，我们的监控系统不会报警，因为它会认为那是正常的运维操作。”

周维安的脸色变了。

“苏总，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

“意味着对方在我们公司内部，有比孙嘉怡更高权限的人。”苏砚的声音很平静，“一个能拿到管理员账号的人。一个能随时查看我们所有数据、控制我们所有设备的人。”

周维安沉默了。

“苏总，”他说，“如果这个人存在，那他可能已经看了我们所有的东西。不只是那个假方案——是真的方案，是所有的代码，是所有的客户数据。”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

苏砚看着他，目光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

“因为报警之前，我要先确定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确定，那个比我权限还高的人——是你，还是方明远，还是林嘉禾。”

周维安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周维安站起来，看着苏砚，嘴唇微微发抖。

“苏总，我跟了你六年。从你还在车库里写代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了。你——”

“我知道。”苏砚打断了他，“所以我才把这件事交给你去查。因为如果我连你都不能信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可以信任的人了。”

周维安站在那里，眼眶红了。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时候，苏砚听到他在走廊里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脚步声渐渐远去。

她坐在办公桌前，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照片是她和孙嘉怡、周维安、方明远、林嘉禾五个人，在公司成立三周年的时候拍的。五个人站在公司楼顶的天台上，背后是科技园的全景，每个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真诚，那么——

那么不设防。

她把照片放回抽屉里，锁上。

然后她拿起手机，拨了陆时衍的号码。

“陆律师，”她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我查一个人。代号‘渔夫’。赵鹤鸣可能不是最大的那条鱼——渔夫才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苏砚，”陆时衍的声音有些沉，“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最大的那条鱼，不是赵鹤鸣，也不是渔夫。”

“那是什么？”

“是这个系统本身。一个让优秀的人为了三百万出卖灵魂的系统。一个让信任变成奢侈品、让忠诚明码标价的系统。”

苏砚沉默了很久。

“陆时衍，”她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悲观了？”

“不是悲观。”陆时衍的声音很轻，“是看多了。”

电话挂了。

苏砚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天。天已经暗了，科技园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一片人造的星空。

她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

屏幕亮着，显示的是孙嘉怡今天早上八点五十六分下载文件的那条记录。

她看着那条记录，看了很久。

然后她关掉屏幕，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员工们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工位还亮着灯。她经过孙嘉怡的工位时，停下来看了一眼。

工位上很整洁，键盘鼠标摆得整整齐齐，显示器旁边放着一盆绿萝，叶子绿得发亮。绿萝的盆里插着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四个字——“加油，苏总。”

苏砚把那盆绿萝端起来，抱在怀里。

绿萝的叶子蹭到她的下巴，凉凉的，痒痒的。

她抱着绿萝，走进电梯，按了一楼的按钮。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怀里抱着一盆绿萝，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流泪。

她想起孙嘉怡刚才说的话：“我爸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她想起自己的父亲。十五年前，公司破产的那天，父亲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也是这样说的。

“砚砚，爸爸对不起你。”

她闭上眼睛。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

她走出去，走进夜色里。科技园的灯在她身后亮成一片，像一场永远不会落幕的演出。

她抱着绿萝，走在空旷的广场上，高跟鞋敲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孤独的声响。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她看到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出口处，车灯亮着。

车窗摇下来，露出陆时衍的脸。

“上车。”他说。

苏砚看着他，犹豫了一秒，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里很暖和，空调开得刚好。车载音响里放着一首老歌，男声低低地唱着，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很温柔。

“你怎么来了？”苏砚问。

“路过。”

“你公司离这里二十公里。”

“那就是专程。”

苏砚没有接话。她把绿萝放在膝盖上，手指抚摸着叶子，一下，一下，一下。

陆时衍发动车子，驶出停车场。车窗外，科技园的灯光渐渐远去，像一艘船在海上慢慢消失。

“苏砚，”陆时衍忽然说，“你信不信，孙嘉怡说的话？”

“信。”

“为什么？”

“因为她说的时候，手一直在抖。”苏砚看着窗外的夜色，“一个说谎的人，会控制自己的表情、语气、眼神，但控制不了手。手的抖，是真的。”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苏砚把绿萝抱紧了一些。

“先找到渔夫。然后——救孙嘉怡。”

“救她？”

“她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被逼到墙角的人，不应该被惩罚，应该被拉出来。”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

车窗外，路灯的光一盏一盏地掠过，在他的脸上投下明暗交替的影子。

“苏砚，”他说，“你知道吗，你这种人，在律师圈里有一个称呼。”

“什么称呼？”

“圣母。”

苏砚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容很轻，很淡，像车里音响放的那首歌，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很温柔。

“那你呢？”她问，“你在律师圈里叫什么？”

陆时衍想了想。

“偏执狂。”

苏砚笑出了声。

车子驶上高架桥，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车里放着那首听不清歌词的老歌，空调吹着暖风，膝盖上的绿萝在微微摇晃。

苏砚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她忽然觉得，这个晚上，好像没有那么冷了。

---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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