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湉二十四岁，登基十五年，亲政五年，寸功未立，却是接手了这么个烂摊子。徐坚自从来到这清末乱世，也不断地在剖视周遭朝堂，丈量眼前的乱世与人心。甲午惨败尘埃落定，一纸马关条约钉死国运，他端坐养心殿，思绪却层层下沉，落在准备远赴北地的李鸿章身上。

以jie级立场为标尺，他看得透彻：李鸿章本质上是晚清封建地主官僚jie级的核心代表，他的一切行为，都离不开这个jie级的底色与诉求。他依附皇权、绑定权贵，根基牢牢扎在满清腐朽统治的架构里，毕生所求，从来不是为了底层黎民的福祉，不是为了民族的根本出路，更不是为了打破旧有的腐朽体制，只是为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为了保全自身淮系集团的权势、利益与地位。他忠于慈禧，忠于旧体制，不是因为所谓的“君臣大义”，而是因为慈禧是他仕途的靠山，是他权力的来源，旧体制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壤。他从未站在民众与国家长远命运的立场上思考变局，从未意识到，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脱离了人民，所有的洋务、强军、外交，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他的jie级底色，也是他无法逾越的天花板，注定他跳不出时代与身份的桎梏，只能做旧时代的裱糊匠，而不能做新时代的开拓者。

辩证地看待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大背景，更不能用后世的标准苛求百年前的个人。徐坚清楚，李鸿章有才，而且是晚清朝堂上少有的实干之才、任事之臣。在满朝清流只会空谈义理、标榜气节，庸臣们尸位素餐、苟且偷生的大环境里，他是为数不多能落地办事、能接近并熟悉近代国际规则的人。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到督办开平矿务局、修建铁路，再到创办北洋水师学堂、培养近代军事人才，李鸿章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弥补大清与世界的差距，有自救图强的微弱意愿，也确实看清了中西器物层面的巨大鸿沟。就如后世那句精准的论断，“舟大而水浅”，李鸿章是一艘能航行的船，有驾驭风浪的才干，可晚清的社会土壤，却是一片泥泞的浅滩，体制腐朽、根基溃烂、举国积弱、民心涣散，纵有经世之才，也没有施展的空间，纵有救国之志，也没有破局的底气。他的无奈，是个人的无奈，更是整个时代的无奈。

用矛盾分析法拆解其人，李鸿章的两面性刻入骨髓，有功有过，有能有局限，无法一概而论。他的局限是根本性的、致命的：只学器物，不改制度，只懂缝缝补补，不懂得除旧布新。他明知旧有的封建体制已经烂到根里，已经成为阻碍国家发展、导致民族衰败的根源，却不敢触碰封建皇权与宗法根本，不敢动摇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只想在旧框架里小修小补，试图用西洋的技术，撑起腐朽的封建大厦，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欺人，注定会失败。军事上，他用人唯亲，结党营私，淮军与北洋水师都成了他的私人武装，派系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军纪涣散、贪污腐败盛行，海防战略保守僵化，缺乏主动出击的勇气，最终在甲午一战中，葬送了北洋水师，也葬送了大清的海防；外交上，他奉行“以夷制夷”的投机地缘术，看似是借力制衡，实则是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他没有底气与列强抗衡，只能以出让东北的路权、矿权、势力范围为代价，换取短暂的苟安，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仅没有遏制列强的贪婪，反而埋下了日后东北沦陷、列强瓜分中国的祸根。

徐坚指尖抵着冰冷的案沿，心神愈发沉静。他看得明白，李鸿章懂列强的贪婪，却只懂周旋妥协，不懂民族独立与自力更生的根本道理；他能算清朝堂的利害、派系的得失，却看不到人民才是国运的根基，脱离民心、脱离底层，所有的洋务与强军，都只是空中楼阁，终究会倒塌。他替整个腐朽的朝廷背负了丧权辱国的骂名，成为了历史的“背锅侠”，可他自身，也并非毫无过错——他的贪婪、他的私心、他的阶级局限，都加速了大清的衰败。他是末世的裱糊匠，拼尽全力替烂透的王朝缝补裂痕，却终究挡不住崩塌的大势；他是旧时代的能臣，有实干之才，却无变革之识，有补救之功，却无破局之勇。

思绪拉回眼前，徐坚缓缓闭上眼，再睁开时，眼底只剩冰冷的清醒。朝堂之上，清流们只会谩骂李鸿章“贪腐误国、丧权辱国”，一味标榜气节空谈，却拿不出半点实操对策，他们看似爱国，实则是不负责任的逃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宗室勋贵们只顾着自己的奢靡享乐，盘踞在权力的核心，吸食着国家的民脂民膏，无视国土沦丧、民生凋敝，他们才是大清真正的蛀虫，是阻碍变革的最大障碍。放眼朝野，能站出来赴俄周旋、扛下这副外交烂摊子的，偏偏只有这个阶级局限深重、功过交织的李鸿章。

这不是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腐朽的体系，养不出新式的人才；僵化的体制，容不下变革的思想。末世的朝堂，早已没有了能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贤臣，只剩裱糊匠可用，只剩投机者可依。徐坚清楚，自己没有别的选择，目前只能重用李鸿章，只能把大清的喘息之机，交到这个身负千古骂名的老臣手上。

徐坚不是不懂，他比谁都清楚俄国人的贪婪。他读过俄国的历史，知道这个北方邻国，从来都是贪得无厌，从西伯利亚到远东，从外兴安岭到黑龙江流域，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扩张的脚步，觊觎东北已久，所谓的“结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瓜分，是换一种方式的侵略。可他没有选择，没有拒绝的底气。日本的军舰还在辽东沿海游弋，炮口对准着大清的国土，随时可能进一步蚕食东北、华北，甚至直逼北京；列强们虎视眈眈，像一群饿狼，盯着大清这块肥肉，一旦大清拒绝俄国人的提议，只会招来更疯狂的瓜分，只会加速王朝的覆灭。联俄，是饮鸩止渴，是明知有毒，却不得不喝；可不联俄，就是当场毙命，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他不是没有想过换一个人出使。张之洞在湖北督办洋务，练新军、办工厂、开学堂，成效显著，是洋务派的另一核心人物，可他此刻分身乏术，湖北的局面刚刚稳住，新军的训练还未成型，工厂的生产还在起步，根本抽不出身；刘坤一守着两江，一边防备日本从海上进攻，一边稳定江南的局势，安抚民心、筹措军饷，更是不可轻动，一旦他离开，江南局势必然动荡，大清的财赋重地就会陷入混乱。亲王之中，奕劻贪腐成性，嗜财如命，若派他去出使俄国，只会被俄国人用钱财拿捏，把更多的国家权益拱手让人，到头来只会雪上加霜；奕訢年迈体衰，早已没了当年的锐气，连朝堂议事都时常缺席，更别说与俄国人周旋博弈，应对复杂的外交局面。

剩下的，只有李鸿章。

这个念头让他一阵烦躁，他猛地一拳砸在案几上，震得留洋幼童计划的抄本微微颤动，朱笔圈注的墨迹晕染得更开，像在无声地控诉。他恨李鸿章，恨他没能守住北洋水师，恨他签下那些屈辱的条约，恨他身为朝廷重臣，却始终把慈禧的恩宠放在第一位，从来没有真正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从来没有真正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着想；可他又不得不承认，李鸿章懂洋务，懂外交，更懂俄国人的心思。他办了几十年洋务，与列强打交道的次数，比朝堂上所有大臣加起来都多，他熟悉列强的规则，知道俄国人想要什么，知道该怎么周旋，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妥协，什么时候争取，哪怕只是一丝喘息的机会，哪怕只是为大清多争取一天的生机。

他想起李鸿章临行前，军机处递上来的奏报，说李鸿章听说有可能出使俄国后闭门三日，不见任何访客，只召见了几个心腹幕僚，清点了北洋残存的旧部，又让人备了厚厚的俄文资料和东北的舆图，彻夜研读，连饭都吃得极少。载湉知道，李鸿章不是为了他这个皇帝，也不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而是为了他自己，为了他毕生经营的淮系势力，为了在这场乱世中，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最后一丝体面。他清楚，李鸿章此行，必然会与俄国人做交易，必然会出让部分国家权益，可他别无选择，只能默许，只能寄望于李鸿章能守住底线，能在交易中，为大清争取一丝喘息的空间。

可那又如何？

徐坚站起身，望着远处的颐和园方向，隐约能看到亭台楼阁的轮廓，那里温凉如秋，丝竹之声或许正袅袅传来，慈禧太后或许正在听戏、品茶，根本不会在意他这个皇帝的煎熬，不会在意李鸿章在北境的周旋，更不会在意大清的未来，在意底层百姓的死活。她只在乎自己的权力，在乎自己的享乐，在乎大清的江山能不能继续由她掌控，至于其他的，都无关紧要。

这种无力感，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来自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习惯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习惯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作风，可此刻，他身处的时代，却是一个皇权至上、官本位盛行的时代，是一个民不聊生、任人宰割的时代。他是大清的皇帝，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控不了，连选择一位出使大臣的自由都没有；他想变革，想图强，想救万民于水火，想让大清摆脱任人宰割的宿命，可他没有兵，没有钱，没有权力，没有能替他冲锋陷阵的臣子，甚至连自己的人身自由，都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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