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依兰蹲在水沟边上，看着那颗栗子漂远，蹲了很久。

楼明之没催她。他在路灯杆上靠着，把那本账本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周建国的字写得真不怎么样，歪歪扭扭的，阿拉伯数字像一群喝醉了酒的蝌蚪。可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三月十二，老张输八块，现金结清；五月十八，老李赢十二块五毛，欠三块下次给；七月十四，周建国自己输二十七块，备注栏里画了个哭脸。一个开棋牌室的小老板，二十年如一日地记着这些三块五块的流水账，像是在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还活着。楼明之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那片被墨涂掉的痕迹在路灯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他把账本举高，对着光，眯起眼睛。

墨迹下面不止一层。涂掉那行字的人，至少涂了三遍。第一遍是用毛笔涂的，墨汁很浓，把纸都洇透了；第二遍用的好像是钢笔，蓝黑色的墨水覆盖在墨汁上面，变成了更深的一层；第三遍最轻，像是用圆珠笔随手划了几道。一个人涂掉一行字，为什么要涂三遍？

谢依兰站起来，膝盖上沾了泥，她没有拍。她走到楼明之跟前，把那袋糖炒栗子放在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对准那片被涂掉的墨迹，从背面照过去。光穿过纸层，墨迹变成了半透明的暗影。暗影下面，那行被涂掉的字像沉在水底的石头一样慢慢浮上来——“今夜子时，老槐树下，有客来访。”他们之前已经认出了这行字。但手电筒的光继续穿透，墨迹下面，还有东西。

在“有客来访”四个字的右下角，有一行更小的字。不是被涂掉的，是被那三遍墨迹盖住的。写字的人先把这行小字写在纸上，然后用前面的那行大字盖在上面，最后又涂了三遍墨。他想藏住的，从来就不是“有客来访”。他想藏住的，是这行小字。

谢依兰把手机凑得更近，楼明之的头也低下来。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下重叠在一起，像一个人。

小字写的是：“师叔的糖，在羊角山。”

风从巷口灌进来，谢依兰额前的碎发被吹起来。她把手机放下，屏幕朝下扣在腿上。手电筒的光从她指缝间漏出来，在青石板路面上投下一小片惨白的光。

“我师叔，”她说，声音很轻，“小时候每次来看我，都带一包糖。不是商店里买的那种，是他自己做的。花生糖，用麦芽糖熬的，切成小方块，每一块里都夹着半颗花生。他左手缺了半截无名指，切糖的时候刀老是歪，所以每一块糖的大小都不一样。我问他手指怎么缺的，他说是被糖刀切的。我一直信到现在。”

楼明之看着她。她的侧脸在路灯和月光的交界处，一半亮一半暗。亮的那半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暗的那半边脸上也没有。

“周建国账本里这行字，不是写给他自己的。”谢依兰把手机重新拿起来，关掉手电筒。光灭了，巷子重新暗下来。“是写给我的。”

楼明之的眉头皱了一下。

“二十年前，青霜门覆灭前第七天，周建国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今夜子时老槐树下有客来访。落款画了一个弯月。二十年后的同一天，一个左手缺了半截无名指的人，站在老槐树底下，腰上挂着青霜门的镇派之剑，等另一个人。那个人没等到，等到的是一个遛狗的糟老头子。第二天，周建国死了。三年后，他记了二十年账的那本账本里，被人用三遍墨汁藏进去一行小字——师叔的糖，在羊角山。字迹是周建国的，消息是你师叔的。你师叔把这行字写在了周建国的账本上，周建国用另外一行字盖住它，又涂了三遍墨。他不是在藏。他是在传话。”

谢依兰把那袋糖炒栗子捡起来。纸袋底部已经被油浸透了，软塌塌的，像一块被雨水泡烂的纸板。她把纸袋抱在怀里，像抱着一样很重的东西。“他知道我会看到。”她说。

“他怎么知道？”

谢依兰没有回答。她从那袋栗子里摸出最后一颗，剥开。栗子已经凉了，金黄色的栗子肉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她咬了一口，嚼了，咽下去。然后把栗子壳放在手心里，用手指慢慢碾碎。

“因为这本账本，是我师叔寄给你的。”

楼明之的手指停在账本的边角上。

“你被革职之后收到的那些匿名卷宗，每一份的寄件地址都不一样，但邮戳都是镇江。我查过那些邮戳的时间。第一份卷宗寄出的前一天，贵和路茶馆里有两个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了整整一个下午。一个是周建国棋牌室里戴鸭舌帽的那个老头，另一个，是我师叔。”

晚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带着雨后的土腥气和远处大排档飘来的烤鱼味。谢依兰把碾碎的栗子壳倒进手心里，走到垃圾桶前，手伸进去，让碎屑从指缝间流下去。她拍了拍手，转过身来。

“那个戴鸭舌帽的老头，不是青霜门的外门弟子。”

“他是谁？”

“镇江市公安局退休刑警，姓顾，顾长河。二十年前青霜门案发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刑警。案子被上面压下来定性为内讧之后，他申请了提前退休。退休报告上写的原因是‘视力下降’。我去查了他的体检记录，那一年他的双眼裸眼视力都是一点五。”

楼明之没有说话。他把账本合上，用手掌压在封面上，压了很久。他能感觉到纸页下面那些被涂掉的、被覆盖的、被藏起来的字，正透过牛皮纸封面，一点一点地渗进他的掌纹里。

“他守在周建国身边十年，不是陪他打麻将。是在保护他。”楼明之说。

“周建国死的那天晚上，他去晚了。”谢依兰的声音平得像一张白纸，“他到城南老槐树的时候，周建国已经倒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把泥。他蹲下去探周建国的脉搏，已经没有心跳了。他把账本从周建国怀里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了那行被涂掉的字。他没有把账本交给任何人。三年后，他把账本寄给了你。”

楼明之把账本从手底下拿开。封面上被他手掌压过的地方，留下了一小片潮润的印子。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刚才。你翻账本的时候，我看见了顾长河留在封底内侧的签名。他用铅笔写的，写完之后又用橡皮擦掉了。但铅笔的压痕还在。”谢依兰走过来，把账本翻开，翻到封底内侧。楼明之凑过去，在路灯光下，他看见了那行被橡皮擦过的铅笔压痕——“顾长河，2019年9月13日。”2019年9月13日。周建国死的那个晚上。

楼明之把账本放下，靠在路灯杆上，仰起头。雨后的云正在散开，露出云缝里几颗很亮的星星。他看着那几颗星，忽然想起恩师临死前跟他说过的话。恩师说，明之，这世上最难的案子，不是找不到凶手。是你找到了，却不能抓。他那时候不懂。后来恩师死了，他被革职，收到第一份匿名卷宗，才慢慢懂了。

“羊角山。”他说。

“羊角山。”谢依兰说。

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又同时停住。他们对视了一眼。谢依兰把怀里的空纸袋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纸团撞在铁皮桶壁上，发出很闷的一声响。她弯腰把账本捡起来，拍了拍封面上的灰，然后翻开，翻到有“师叔的糖”那行字的那一页。她低下头，把鼻尖凑近纸面，闻了闻。

“花生味。”她说。

楼明之接过来也闻了一下。确实有花生味，很淡，淡到几乎被纸页发霉的味道盖住了。但一旦辨认出来，那股味道就变得很清晰——是麦芽糖熬化了之后混着炒花生的香气，甜腻腻的，黏稠的，像一小片被压在纸页之间保存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童年。

“你师叔在糖里藏了什么？”

谢依兰没有回答。她把账本重新卷起来，塞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口袋不大，账本露出一截，她用手压了压，拉链拉不上，就那么敞着。

“明天去羊角山。”

楼明之点点头。他把自己那把硬币从棋牌室的麻将桌上拿回来之后，一直攥在手心里。二十个五毛的硬币，被他的体温捂热了，潮乎乎的。他把硬币揣回兜里，然后弯腰把地上那颗栗子的壳捡起来。栗子壳已经被他碾碎了，碎成很小很小的碎片，混在青石板缝的泥里。他一片一片地捡，捡得很仔细。谢依兰站在旁边看着他捡。等他捡完直起腰，她说：“那颗栗子是她自己掉的。”

楼明之把碎壳包在一张纸巾里，塞进裤兜。

“我知道。”

他们走出巷子的时候，贵和路夜市正在收摊。卖烤鱼的大姐把塑料桌椅一张一张叠起来，铁皮烤炉里的炭火还没熄，红彤彤的，在夜风里一明一灭。卖糖水的阿婆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几个不锈钢桶，桶里的绿豆沙和海带绿豆都已经见底了。她用勺子刮着桶壁上最后一点绿豆沙，刮得很耐心，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楼明之路过的时候停下来，买了两碗。阿婆从桶底刮出最后两勺，分量不够，她又从另一个桶里舀了一勺薏米红豆补上。楼明之把一碗递给谢依兰，两个人就站在收了一半的夜市中间，端着泡沫碗，一口一口地喝。绿豆沙是冰的，不是很甜，带着一点陈皮的苦味。

“我师叔做的花生糖也很甜。”谢依兰说，勺子停在碗边，“他每次来，我妈都不让我多吃，说吃多了蛀牙。他就趁我妈不注意，偷偷往我口袋里塞两块。我舍不得吃，藏在枕头底下，藏到糖化了，跟枕巾粘在一起。我妈洗枕巾的时候发现了，把我打了一顿。”

楼明之听着，没有笑。他把碗里最后一点绿豆沙喝完，泡沫碗放在阿婆的三轮车上。

“你师叔叫什么名字？”

“谢长生。”

长生。楼明之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一个缺了半截无名指的人，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长生。

夜市彻底收完了。卖烤鱼的大姐骑着三轮车走了，铁皮烤炉绑在后座上，炭火已经用水浇灭，冒着白烟，在车后拖出一道长长的、渐渐消散的尾迹。阿婆也走了，三轮车的链条生锈了，每蹬一圈就嘎吱响一声，慢慢消失在贵和路的尽头。整条街忽然变得很空。路灯照着满地的竹签、纸巾、一次性筷子，还有被风吹得到处跑的白色泡沫碗。

“我小时候以为，师叔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谢依兰蹲下来，把一个被风吹到脚边的泡沫碗捡起来，扔进垃圾桶，“他会做花生糖，会舞剑，会在我哭的时候用草叶子编蚂蚱。他的手那么大，缺了半截无名指，编出来的蚂蚱却比任何人编的都像。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超过三个月。”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不想住，是不敢住。有人在追他。追了二十年。”

楼明之把她喝完的那个泡沫碗也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夜风吹过来，把满地的垃圾吹得沙沙响。他站在空荡荡的夜市中间，看着这条刚才还烟火缭绕、现在只剩下满地和风的街道，忽然觉得很荒诞。一个人被追了二十年，追他的人或许早就换了不知道多少拨。他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从一座山躲到另一座山，左手缺了半截手指，切出来的花生糖每一块大小都不一样。他给一个小女孩口袋里偷偷塞糖，糖化了，粘在枕巾上，她被妈妈打了一顿。二十年后，他在一本棋牌室老板的流水账里，用三遍墨汁藏了一行字——师叔的糖，在羊角山。

“他为什么要藏这行字？”

“因为他知道有人在盯着这本账本。”谢依兰说，“账本在顾长河手里待了三年，顾长河不敢动它。他把账本寄给你，寄的是一个被革职的刑警，赌的是那些人不会注意一个已经被踢出局的人。”

楼明之的手在兜里握紧了那把硬币。硬币已经凉了。

“羊角山有什么？”

谢依兰没有马上回答。她从外套内侧把账本又掏出来，翻到有花生味的那一页。她用手指在那个位置上反复摩挲，像是在触摸一行看不见的盲文。

“羊角山风景区的后山，有一座废弃的道观。青霜门的祖师，当年就是在那里创的碎星式。”

道观。花生糖。缺了半截无名指的人。楼明之把这些碎片在脑子里拼在一起，拼出来的画面让他后背发凉。一个人在被追杀了二十年之后，选择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不是去躲，是去等。

“什么时候去？”

“后天。”谢依兰把账本重新塞回口袋，这次她把拉链拉上了，“明天我去一趟荡起风高铁南站。顾长河说他明天坐G1372次车回镇江，我去接他。”

楼明之看了她一眼。

“你不信他今天说的话。”

“我信。”谢依兰说，“正因为我信，才要去接他。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刑警，在棋牌室里守了十年，把账本寄给一个被革职的陌生人，又在我面前把整件事和盘托出。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所以我要去接他。”

她没有把后半句话说出口。楼明之也没有问。两个人都知道那半句话是什么——一个说了真话的人，在真相被揭开的前夜，往往活不到第二天天亮。

夜已经深了。贵和路的尽头，一盏路灯忽明忽暗，像是快要坏了。飞蛾还在扑，撞在灯罩上，发出细细的、密集的声响。更远的地方，一架飞机的尾灯在天边缓缓移动，往大洞口国际机场的方向去了，红色的光点一闪一闪，像一颗正在远离人间的心跳。

楼明之和谢依兰并肩站在空无一人的夜市中间，脚下是散落一地的竹签和纸巾。风从羊角山的方向吹过来，带着山林里才有的青苔和腐叶的味道。谢依兰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下巴埋在领口里。

“走吧。”她说。

两个人往巷子深处走去。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青石板路面上，像两个被时间拉长了的人，正一步一步走回二十年前那个血还没有凉透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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