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三月初九。

奉天城开了春。

南满站前那几棵老杨树爆出了毛毛狗，嫩绿的，风一吹，满街飘白絮。帅府后院的丁香也开了，淡紫色的小花一簇一簇的，香气飘过半条巷子。

守芳立在听雨楼正房窗前，手里攥着一封信。

是从美国转来的，绕了大半个地球，走了两个月。

信纸是那种厚厚的洋纸，上头像印着什么花纹。字是用打字机打的，一行一行，整整齐齐。

“张守芳女士钧鉴：

我是《纽约时报》驻远东记者，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听闻您在奉天推动的各项事业，甚为钦佩。我正撰写一篇关于远东女性地位的系列报道，不知是否有幸采访您？采访时间、地点、形式，均可按您方便安排。

盼复。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927年12月15日于上海”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她把信放下，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春阳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史沫特莱。

她想起上辈子在某份资料里见过这个名字。

美国记者，左翼作家，同情中国革命，与鲁迅、茅盾、丁玲都有来往。后来写了《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记录中国抗战和红军长征。

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此刻，这人正在上海，想来奉天采访她。

沈君站在一旁，见她半天不说话，忍不住问。

“小姐，您在想什么？”

守芳转过身。

“沈君，你说，我该不该接受这个采访？”

沈君愣了愣。

“小姐，这事……得看您自个儿。洋人记者，咱们没打过交道。万一他们乱写……”

守芳摇摇头。

“这个史沫特莱，不是那种乱写的记者。她写过不少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在美国有影响。”

她顿了顿。

“再说，咱们做了这么多事，也该让人知道了。不是为出名，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东北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三月十二。

守芳给史沫特莱回了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她的英文是跟贝克尔医生和那些德国工程师学的，这些年一直没断，能说能写，虽然不算流利，但够用。

“史沫特莱女士：

来信收悉。欢迎您来奉天采访。时间请定在四月初，那时天气转暖，路上好走。您到奉天后，可先至穆家商号，会有人带您来见我。

张守芳

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她把信交给沈君。

“发出去。走穆家那条海路，快一点。”

三月二十五。

守芳开始准备。

她把沈君、顾雪澜、周账房都叫来，开了一天的会。

“洋人记者，问的问题跟咱们这边不一样。她们关心妇女地位、教育、慈善、人权这些事。咱们得想好，怎么答。”

她看着顾雪澜。

“顾先生，您跟洋人打过交道，您说，有什么要注意的？”

顾雪澜想了想。

“洋人最怕假话。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们反而信。还有——别怕说咱们的难处。难处说了，他们才觉得真实。”

守芳点点头。

她又看着沈君。

“沈君，你准备一份材料。把咱们这几年办的妇女识字班、孤儿院、伤残救助基金、东北大学女生招生计划，都写清楚。数字要准，人名要对，时间要查清楚。”

沈君点头。

“还有，周师傅，您把咱们捐出去的那些钱，一笔一笔理出来。洋人看重这个，让他们知道，咱们是实打实干事的。”

周账房点头。

四月十二。

史沫特莱到了奉天。

穆文升亲自去车站接的。她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瘦高个，灰白头发，穿着一身半旧西装，戴着副圆框眼镜。手里拎着个大皮箱，肩上还挎着个相机。

她见了穆文升，点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

“你好，我是史沫特莱。”

穆文升接过她的箱子。

“史沫特莱女士，请上车。张小姐在等您。”

马车把她拉到听雨楼。

守芳站在门口迎接。

她穿着一身藏青贡缎旗袍，领口镶一圈玄狐腋子毛，头发绾成髻，用那枚乌木簪子别住。浑身上下没一件首饰，素净得像一汪深水。

史沫特莱看着她，愣了一愣。

她没想到，传说中的“奉天女公子”，这么年轻。

守芳伸出手。

“史沫特莱女士，欢迎来奉天。我是张守芳。”

史沫特莱握住她的手。

那双手，比她想象的更有力。

四月十二，午后。

听雨楼正房。

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茶几上摆着茶点，是奉天城里最时兴的桂花糕。

史沫特莱坐在守芳对面，手里端着茶盏，眼睛却一直在打量这间屋子。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上头标着铁路、矿山、兵工厂的位置。案头堆着厚厚的文件，有几份摊开着，上头密密麻麻写着字。

她收回目光，看向守芳。

“张小姐，我采访过很多人，可您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实权人物’。”

守芳笑了笑。

“史沫特莱女士过奖。我只是替父亲分忧，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史沫特莱打开笔记本。

“张小姐，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守芳点头。

“请。”

史沫特莱道。

“第一个问题，您在奉天推动的这些事业——铁路、林业公会、兵工厂、孤儿院、伤残救助基金——动机是什么？”

守芳沉默片刻。

她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阳光灿烂，把听雨楼的院子照得亮堂堂的。

“史沫特莱女士，您去过东北的农村吗？”

史沫特莱摇头。

“还没有。”

守芳道。

“如果您去了，您会看到，那些农民，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可他们连自己的地都没有。打下粮食，一半以上要交给地主。孩子饿得哇哇哭，老婆说，咱这是给谁种的？”

她转过身。

“我去过。我看过。所以我想，能不能做点什么，让他们活下去，活得好一点。”

史沫特莱飞快地记着。

“第二个问题，您在奉天的地位很特殊。作为女性，您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守芳笑了笑。

“困难？当然有。有人说，女人不该抛头露面。有人说，女人不懂政治。有人说，我做的事，都是仗着父亲的权势。”

她顿了顿。

“可我不在乎。他们说他们的，我做我的。我做成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史沫特莱抬起头。

“张小姐，您知道吗，您这种态度，在美国被称为‘女权主义’。”

守芳摇摇头。

“我不懂什么主义。我只知道，女人跟男人一样，能做事，能成事。只要给机会，给信任，给支持——女人什么都能做。”

四月十二，傍晚。

采访持续了三个时辰。

史沫特莱问了很多问题。

问妇女教育，守芳讲了她们办的识字班，讲了多少期，认了多少字，有多少妇女学会了记账、写信。

问孤儿院，守芳讲了那几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故事，讲他们怎么进孤儿院，怎么读书，怎么学会一技之长。

问伤残救助基金，守芳讲了三道岗子那回，讲那些断了腿、瞎了眼的兵，讲他们怎么领抚恤，怎么学手艺，怎么重新站起来。

问东北大学，守芳讲了胡适之、刘仙洲、李四光那些名字，讲了他们为什么愿意来，讲了她对大学的期望。

史沫特莱记了满满一本子。

末了，她合上笔记本，看着守芳。

“张小姐，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冒犯。”

守芳看着她。

“请说。”

史沫特莱道。

“关于日本。日本在东北的活动，您怎么看？”

屋里安静了一瞬。

守芳走到窗前。

窗外天快黑了，南满站的钟楼在暮色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看着那盏灯，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过身。

“史沫特莱女士，我们欢迎一切基于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谁愿意跟东北做生意，跟东北做朋友，我们都欢迎。”

她顿了顿。

“可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和压迫。东北是中国的东北，这里的人民渴望和平与发展，也有决心保卫自己的家园。”

史沫特莱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张小姐，您这话，我能写进去吗？”

守芳点点头。

“能。我就是说给您听的。”

四月十四。

史沫特莱离开奉天。

临走前，她握着守芳的手，说了几句话。

“张小姐，我在中国待了三年，见过很多人。您是少数几个让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的人。”

守芳摇摇头。

“不是我。是那些干活的人，那些种地的人，那些念书的人，那些当兵的人。他们才是希望。”

史沫特莱笑了笑。

“您说得对。可没有您这样的人，他们干不了活，种不了地，念不了书，当不了兵。”

她上了马车，从车窗里探出头。

“张小姐，我会把您的事，写出来。让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奉天，奉天有个张守芳。”

马车走远了。

守芳立在门口，看着那马车消失在巷口。

五月二十。

守芳收到一份包裹。

是从美国寄来的，厚厚一摞，里头是几张报纸。

《纽约时报》。

头版右下角，有一篇文章。题目很长，用的是大号字体。

“中国东北的‘铁娘子’——张作霖之女张守芳，以慈善、教育、工业推动家乡变革”

配图是她在听雨楼正房里的那张照片。她站在窗前，侧着脸，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把她的轮廓勾成一道金边。

守芳把这篇文章看了三遍。

她把报纸折起来，放进檀木匣子里。

和那些信、那些报告、那些情报放在一起。

匣子满了。

她没关。

沈君站在一旁。

“小姐，这报纸一出来，您在关外可就更出名了。”

守芳摇摇头。

“出名有什么用？事还得干。”

她走到窗前。

远处南满站的钟楼在阳光里立着，屋顶那盏红灯一明一灭。

她想起史沫特莱临走时说的那句话。

“我会把您的事，写出来。让美国人知道。”

她轻轻呼出一口气。

那口气很短，像春日里的微风，拂过就散了。

马祥从廊下跑来。

“小姐，史沫特莱女士来信了。”

守芳接过。

信封上贴着美国的邮票，盖着纽约的邮戳。

她拆开，里头是一张薄薄的信笺。

“张小姐：

文章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人想资助东北的孤儿院，有人想捐书给东北大学，还有人想来奉天采访您。我会帮您筛选，把有价值的转给您。

另，随信附上几份美国报纸对远东局势的报道，或许对您有用。

保持联系。

您的朋友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守芳把这封信看了两遍。

她把信折起来，放进檀木匣子里。

窗外阳光正好。

远处那盏红灯，还在明灭。

可她知道，从今往后，大洋彼岸，多了一双眼睛，会看着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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