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并没有立刻答应阿尔贝，因为这种舞会不同于之前的化装舞会，带有强烈的站队意味。

    尤其是罗昂伯爵即将担任副部长的「公共教育与美术部」，实际上就是法国的「文化部」+「教育部」。

    参加他舞会的文人、艺术家，即使不被认为是“他的人”，但也会披上鲜明的阵营色彩。

    在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利弊之前，莱昂纳尔肯定不会贸然参加。

    阿尔贝却并没有着急，莱昂纳尔的反应才是正常的——作为整个巴黎今年最耀眼的文学明星，矜持是一种必要的风度。

    不过他给莱昂纳尔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饵食：

    “费里部长正在筹备改革现有的公共教育体系，今后法国将会普及免费的小学教育，并且编撰统一的法语、算术、历史等教材。

    我父亲恰好会担任法语教材的编辑委员会主席……他盛赞过你的《我的叔叔于勒》，认为是最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小说，教会他们同情与怜悯……”

    如果莱昂纳尔说自己对此不感兴趣，那肯定是违心之论。

    法国之前的公共教育一直被各地的教会所垄断，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法语教材。

    如果《我的叔叔于勒》能入选，那么意味着莱昂纳尔将会成为一代，甚至几代法国人的共同记忆。

    这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是难以抵抗的诱惑。

    从星期天福楼拜先生的沙龙，到今天《费加罗报》的批判，再到现在罗昂伯爵通过自己儿子发出的邀请，莱昂纳尔终于感受到这个时代“成名”的真切滋味。

    不仅是越来越丰厚的稿费，伴随着还有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

    无论是文坛还是政界，似乎都有眼睛在盯着自己，看自己的屁股坐到哪张椅子上去。

    偏偏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搞艺术，无论是文学、绘画、戏剧还是音乐，都无法真正“逍遥”，必然要有所取舍。

    你是作家，这时的每个报社、每个出版社的老板，都有自己鲜明的血统、出身和政治派别。

    你是剧作家或者画家，那么无论是巴黎歌剧院、法兰西喜剧院，还是卢浮宫、巴黎沙龙展，几乎全部依赖国家补贴与官方许可。

    保皇派的沙龙里，聚集着贵族、教会人士与学院派大师；

    共和派沙龙里则是记者、议员、世俗派作家和印象派画家。

    莱昂纳尔之前还可以凭借索邦学生的身份，尽量回避这样的站队。

    但是当他的“第一个”长篇问世的时候，所有人都想看清楚他身上的光谱。

    《费加罗报》上的批评，就是一个尖锐的信号。

    而莱昂纳尔，也不准备回避了。

    回到家里，他就拿出稿纸，开始撰写对儒勒·克拉雷蒂的反驳文章。

    在这个没有电视、收音机，一切信息都靠文字传播的年代，唯有这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莱昂纳尔仔细回忆着上一世那个最擅长与人辩驳的年轻人的“战绩”，揣摩如果是他会如何写这篇文字……

    不多时，莱昂纳尔就抽出墨瓶里的鹅毛笔，沥去多余的墨水，写下了这篇文章——

    【致《费加罗报》主笔克拉雷蒂先生

    ——并答《当心！文学怪胎秀正在巴黎上演》一文

    儒勒·克拉雷蒂先生：

    您把本雅明·布冬称作“马戏团的怪胎”，语气锋利如刀。然而，请您原谅一个年轻作者的执拗——我必须向您道谢，因为您无意之间，替我把这部小说最动人的钥匙交到了读者手中。

    是的，本雅明·布冬就是一个“怪胎”，他生来便披着八十岁的皱纹与斑白的胎发闯进人世。

    您以为这是对人伦的冒犯，我却要说，正因他是怪胎，才比任何循规蹈矩的婴孩更能照见我们所谓的“常态”之下的深渊。

    在这块被不测的命运反复锻打过的土地上，怪胎的啼哭比圣婴的啼哭更能震撼我们的良知。

    ……

    巴黎医学院的标本室里，有无数未长成的“怪胎”：脊骨分裂的、心脏外露的、颅骨塌陷的。凝视他们时，每个人都会屏住呼吸——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敬畏——原来自然在创造生命时，也会失手。

    然而，正是这些失手，让年轻的医学生第一次看清，所谓“正常”不过是无数差错中恰好被保存下来的一种。倘若没有这些标本，我们或许终其一生都会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把“应当如此”当“必然如此”。

    “生而苍老”的本雅明·布冬，替我们省略了走向衰老的漫长程序，把“向死而生”的残酷在出生的一瞬间推至眼前。您称他“怪胎”，却忘了所有人类最终都会成为这样的怪胎，只是大多数人是被岁月缓缓揉皱，而他不过被命运提早体验了。

    ……

    至于马戏团——您是否想过，巴黎的冬日里，那些临时搭起的帆布棚子何以总围着密密匝匝的穷人。他们付两苏，不只是为了看侏儒或巨人，更是为了在惊骇与怜悯之间重新确认自己的“完整”。

    只是有人以嘲笑掩饰，有人以硬币赎买，有人悄悄落泪。嘲笑者看见了自己的冷酷，落泪者看见了自己的慈悲——就像文学原本就该让麻木者惊醒，让骄矜者低头，让温柔者微笑。

    ……

    法兰西自巴士底狱倒塌那日起，便惯于在废墟上审问自身。我们的父辈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又在皇帝的鹰旗下重新下跪；他们曾把圣像扔进塞纳河，又在圣母院的回声中痛哭。

    如此反复，岂不正是一场长达九十载的怪胎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畸形历史诞下的怪胎，带着旧制度的胎记与革命的伤疤，却还要在第三共和国的晨曦里佯装新生。

    ……

    您还说文学应追求“真善美”——我无意反驳这神圣的三位一体，只想追问：真，是否只容得下匀称的五官？善，是否只眷顾健康的四肢？美，是否在畸形面前必然转身离去？倘若如此，那么美也太怯懦，善也太市侩，真也太贫乏。

    雨果先生在《巴黎圣母院》里让卡西莫多敲钟；戈蒂耶在《莫班小姐》里借异装者之口嘲笑道学；左拉先生让矿区肺痨者发出悲鸣。他们何曾害怕过怪胎？相反，他们深知，唯有把怪胎置于光下，才能让庸常之恶的阴影无处遁形。

    ……

    您或许担忧，这样的文学会把社会引向“感官的放纵”与“趣味的败坏”。恕我直言，巴黎的趣味早已败坏——在交易所的铜臭里，在官场的媚笑里，在沙龙精致而空洞的恭维里。与其担忧文学败坏趣味，不如担忧趣味败坏了文学。

    倘若我们连一个虚构的怪婴都无法容忍，又如何容纳现实中那些因贫困而佝偻的织工、因梅毒而溃烂的兵士、因饥饿而眼窝深陷的儿童？怪胎并不制造丑陋，只是暴露丑陋。

    ……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马戏团。在马戏团散场的夜里，我曾见过一个侏儒把观众遗落的花束拾起来，编成小小的花环，送给门口卖栗子的老妇人。那一瞬，我懂得了何谓高贵：高贵不是拒绝怪胎，而是在怪胎身上认出自己；不是捂住眼睛，而是在骇异中依然伸出援助的手。

    ……

    本雅明·布冬亦如此。所有巴黎人都会看到，他将在小说里被抛弃，又被爱重新拾起；他将用婴儿般澄澈的瞳孔，凝视那些衰老、贪婪、怯懦，却仍闪烁着温柔之光的灵魂。

    所谓怪胎，不过是命运写错的一行诗；而爱，会以笨拙的韵脚把它扶正。

    ……

    倘若您仍坚持要把本雅明·布冬赶出文学的殿堂，那么请便。巴黎容得下他！当夜色降临，坐马车的贵妇和刚下班的工人会用不同的口音谈论同一个怪婴——有人骂他，有人爱他，但再也不会有人对他无动于衷。

    对于一部刚刚诞生的小说，还有比这更奢侈的命运吗？

    而我，将在一旁向您脱帽致意——感谢您，让怪胎成为钥匙；感谢您，让巴黎重新学会在骇异与慈悲之间，寻找人的位置。

    莱昂纳尔·索雷尔

    1879年5月16日，巴黎】

    写完以后，莱昂纳尔将它交给了艾丽丝：“誊写以后，你把它寄出去。”

    艾丽丝拿过稿纸：“要寄到哪里？”

    莱昂纳尔想了一下：“《费加罗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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