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较于汽车和石油，飞机是威胁最大，但又差距最小的一项。

　　气动设计方面中国还是有着不小的优势的，而发动机的差距其实也并非不可弥补，至少说从法国引进了14R系列发动机后，情况还是有不少改善的。

　　而站在空军自身的角度，目前的发展路线仍算是相对清晰的。

　　一般来说，有自主能力的国家重，空军的任务模式取决于该国对该军种的定位。

　　比如苏德航空兵就可以算作广义上的战术空军，其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陆军而服务的，多以近距离支援和战术轰炸任务为主，战略轰炸虽然有，但不多见，空中打击是闪击战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英美航空兵则可称作人们喜闻乐见的战略空军，广泛装备Avro-691“兰开斯特”、B-17“空中堡垒”、B-24“解放者”等等四发重型轰炸机，除了战术轰炸任务以外还经常性组织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

　　当然，这其实是后世的人们站在历史制高点所做出的点评和分类，实际未必符合当事国的情况，典型的就是苏联，其并非不重视战略轰炸机，而是工业基础和发展时间实在无能为力。

　　中国同苏联一样，广大的战略纵深以及主要敌国的威胁的影响深远。

　　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还属30年代中期美国对重型轰炸机的需求和研发。

　　1934年，美国陆航发出了关于重型轰炸机的招标书，要求携带2000㎏炸弹飞行8000㎞，这意味着可以横跨太平洋或者大西洋，这是一个侧重于可行性验证的计划。

　　但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因而陆航在次年调整了要求，携带900㎏炸弹飞行3000㎞即可，胜出者可获得至少二百架的大订单。

　　于是，道格拉斯、马丁、波音等公司都参与了竞标，其中表现最为优秀的就是波音公司的产品，然而由于其采购价高达二十万美元，是其它公司产品的两倍，囊中羞涩的美国陆航最终选择了道格拉斯的B-18轰炸机。

　　不过，由于波音的产品过于优秀，纠结再三的陆航最终还是咬牙采购了十几架，编号为YB-17。

　　美国人的动作无疑刺激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相比于隔着大西洋的欧洲各国，中国的情况无疑要危险的多——倘若装备这型飞机的轰炸机单位部署在菲律宾，那就意味着广州、福州、厦门等城市都在有效打击范围之内，甚至可以威胁到内陆的长沙与南昌。

　　而中国在彼时装备的重型轰炸机性能远不及此，几乎可以退下来做运输机了，正在研发中的35式重型轰炸机也不如B-17，因此，空军加快了重型轰炸机的研制，也发布了关于重型战斗机的招标书。

　　随后，多个设计所都加入其中，不过受制于重型轰炸机的研发压力，实际最后仅有南京中升和西北航空两家公司承接任务。

　　前者的产品为ZW-35，由东南设计局王助团队负责，后者则为XT-18，由西北设计局图波列夫团队负责。

　　两款轰炸机各有不同，但都是一型空重17~18吨、最大起飞重量32~35吨、航程3000km~3500km的四发轰炸机。

　　XT-18由图波列夫与佩特利亚科夫这两位航空大师操刀，两人都是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上学时随着他们的导师尼古拉·叶戈罗维奇·茹科夫斯基一同来到中国，随后便在设计局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西北设计局的顶梁柱。

　　XT-18原型机于1938年首飞，采用悬臂式中单翼布局，全机流线型机体，拥有全封闭式驾驶舱、半球式的机枪塔等，装有4台1050马力14缸风冷发动机，最大航程3558公里，最高速度443公里/时，最大升限8600米，空载重量1786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33500公斤，载弹量5000公斤。

　　然而，它也存在着大量的可靠性问题，拥有结构易受损、操控复杂、维护困难等诸多缺点，实际表现并不如原型机，尤其是制造工时，XT-18需要17.36万个工时，是美国人同类型轰炸机的数倍。

　　而ZW-35尽管其性能逊色于XT-18，最大航程仅3100公里，载弹量3000公斤，但生产起来要容易得多，仅需要13.27万个工时。

　　可以说实际表现上并不容乐观，两型轰炸机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价格和工时更是上天。

　　另外，由于美国人没来得及或者还没有议员在菲律宾布置B-17，国防军一直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才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两台B-17残骸，即便想仿制，也确实无能为力，只能借鉴一二。

　　最终，两型轰炸机也仅是分别得到了10架和20架的订单，更多的显然是做鼓励之意。

　　研发战略轰炸机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二战中，各国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战略轰炸需求，而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就是全世界最核心、最有力的核威慑单位。

　　归根结底，这要与原子弹的计划相关——

　　历史上的曼哈顿计划有着极高的保密程度，即便是身为副总统的哈里-楚门也是在接任总统之位后才知晓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而且已经出了成果。

　　本国的计划也不例外，受制于手头匮乏的人才，中国在理论论证和早期准备的过程中走的要比美国人难得多。

　　但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一年多的系统论证后，原子弹计划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理论论证、模型选择以及回旋加速器搭建。

　　1940年12月29日下午，在西山的一座地堡中，几位关键人士齐聚一堂，进行了一场保密程度非同寻常的会议。

　　从1938年末计划开始起，到1939年初，领导小组的人选也已经基本确定，最终交到了两名年仅三十余岁的科学家手中——王淦昌、赵忠尧，而会议也同样是由这两位出席。

　　“也就是说，眼下有两条路可走，前者简单容易但低效浪费，后者困难却高效？”

　　在听完两位的简答汇报后，石子任问道。

　　“是这样的，第一种办法我们暂且叫它‘碰撞法’。”赵忠尧很简单明晰的阐述着，“理论计算需要半径九公分的高纯铀块，也就是五十八公斤。就设计而言，这一路线没有困难，只要集齐这些原料即可。”

　　“但原料获取本身极难，铀二三五与铀二三八仅在微观层面有少许差异，想要将之分离，尽管有富铀矿，所耗也必然会超出想象。”

　　“那另一条路子呢？困难又在何处？”

　　“这条路子可以被称作‘爆压法’，它的核心是需要‘钚二三九’这种元素，而钚更易整备得到，但无法像铀一样用简单的办法引爆。”王淦昌接着解释道，“我们发现钚原料中含有少许钚二四〇杂质，它虽不影响整团原料，却会自发的释放高能中子，致使诸多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自爆。”

　　简单来说，于前一种而言，想要获取原料，就需要分离U-235和U-238这两种同位素，但其分离过程极为艰难，只能通过气体扩散法和气体离心法进行分离。

　　对于离心法，如果想要完成一颗核弹，那么需要建造大量的离心机，虽然中国在这方面走得很早，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早在1930年便在左念微的指示下建造了，但实验品与成品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而人才困境也将先发优势抵消的微不可察。

　　最终，经过研究团队的计算，若要在5年内完成这一计划，光搭建离心机所花费的紫铜便需要10万吨，尽管这一数字已经是美国人的三分之一了，但在大战的背景下，这压力显然也是难以想象的。

　　至于气体扩散法，其所需要的纳米级分离膜的研发难度同样不低，且尚无技术储备，而且其至少也需要2000级才能够将铀浓缩至武器级，这一难度也不低。

　　而后者的制备流程则要简单一些，它需要建造反应堆，在反应堆中，U-238要经受中子的轰击，U-238在多了一个中子后便会成为U-239，接着，U-239可以衰变成Np-239，最后再发生一次衰变就变成了所需的Pu-239。

　　当然，这还有第三条路子，也就是新中国的路线，U-235内爆法，可以节省大量的U-235，但这种方法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办法，还是因为没办法搞出反应堆。

　　总的来说，肯定是两条腿走路最好，但现实的情况显然不允许如此——

　　左念微放弃了发动革命，自维新时代走来的中国仍是一个传统国家，因此这场战争本身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端，而不是__之间的__，人心的走向是不同的。

　　这就意味着，客观上核弹无法让美国打垮中国，但核弹这只纸老虎在这种环境下是可以吓到人的，会对战争后的谈判形成极大的劣势，因此无论核弹能不能用，我们都需要一次核爆。

　　而现在确实有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摆在面前——团队中的一位数学家提出了一套递归算法，有一定把握保证起爆。

　　这套方案自然是吸引人，相比于耗资巨大的枪式结构，内爆法看起来似乎是更有效的办法。

　　“看来，这样子的话，目前也就只能搞第二条路子了？”

　　“理论上，是的，这确实是最有希望以最低限度的原料和技术门槛，实现一次……成功核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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