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离不开士绅，这是中原王朝延续千年的惯例，根源在于治理模式的深层依赖。

其一，朝廷需要这些读书人替他们牧民。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士绅便成了“圣人之道”的载体，他们熟稔经史，通晓伦理，能将朝廷的政令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的乡规民约。

地方官任期短暂，往往三五年便调任，而士绅世代居于此地，熟悉风土人情，能以“教化”之名化解宗族矛盾、调和邻里纠纷，让百姓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里安分守己，这比单纯靠官吏的严刑峻法更能维持长久的安稳。

皇帝自称为“天子”，却不可能亲赴每一村每一户宣讲圣谕，士绅便成了连接皇权与百姓的纽带，替朝廷将“忠君爱国”的思想播撒到乡野之间。

其二，士绅乡绅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地方官府完成朝廷的各项任务。

征收赋税便是最关键的一环——田亩的多少、收成的好坏，只有土生土长的乡绅最清楚，他们出面丈量土地、核算粮税，既能让官府少费周折，又能靠着宗族势力逼迫佃户缴纳，避免百姓因官吏催逼过急而铤而走险。

此外，修桥铺路、疏浚河道这些徭役征发，赈灾放粮时的秩序维持，甚至是征召壮丁入伍，都离不开士绅的配合。

他们一句话，能让百姓乖乖出工；他们一句话，能让粮仓的粮食顺利运抵灾区。地方官若想做出政绩，首要便是拉拢当地士绅，否则政令只会成为一纸空文。

这种依赖早已刻入王朝治理的骨髓：朝廷用科举功名笼络士绅，士绅用地方实权支撑朝廷，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士绅因此得以垄断地方话语权，甚至反过来影响朝廷决策，而朝廷也默认了这种“共治”模式——只要士绅不触碰皇权根基，便任由他们在乡野间作威作福，毕竟维持王朝运转，离不开这群“中间人”。

比如朝廷要收税，田赋、丁银都藏在千家万户的田亩和人丁里，得靠士绅出面丈量、催缴，否则官吏下乡只会被百姓当作豺狼，激起民变；朝廷要维稳，地方上的宗族纠纷、流民闹事，得靠士绅带着族丁出面弹压，用“乡规民约”安抚人心，毕竟百姓信族长、信士绅，远胜过信官府的布告；朝廷要花钱，赈灾的粮食、修河的物料，多半要从士绅的粮仓、商号里征调，国库空虚时，还得靠他们“捐输”填补窟窿，皇帝赏赐的“义民”牌匾，便是对这种依赖的明证。

士绅们正是攥紧了这根“朝廷离不开”的绳索，才能在地方上作威作福，在朝堂上与皇权分庭抗礼。

你要加税？他们便喊“民不堪命”，煽动百姓哭诉求情；你要改革？他们便搬“祖制难违”，串联同僚百般阻挠；你要动他们的田产？他们便说“动摇国本”，让皇帝也得掂量掂量会不会激起士绅叛乱。

正因为如此，即便蒙古鞑子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也不得不向这种治理惯性低头，采取包税制，给予地方士绅乡绅诸多便利。

他们本是游牧民族，不懂农耕社会的治理逻辑，更无力派遣足够的官吏深入每一个村落征收赋税、维持秩序。

面对广袤的中原大地和数千万以农为生的百姓，除了依赖熟悉地方事务的士绅，几乎别无他法。

包税制便是这种妥协的直接体现——将一县一乡的赋税额度整体“包”给当地士绅，由他们自行向百姓征收，朝廷只问结果，不问过程。

这等于默认了士绅在征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可以借着“包税”的名义，在朝廷定的额度之外额外加征，中饱私囊；也可以凭借这种与朝廷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地方的权势，甚至将宗族势力延伸到官府难以触及的角落。

蒙古统治者虽有铁骑横扫天下的威风，却在治理中原时不得不依赖这些被他们视为“南人”的土绅，只因离开了这群熟悉农耕社会运转规则的中间人，庞大的帝国便会陷入瘫痪。

这种对士绅的依赖，早已超越了族群界限，成了所有入主中原的王朝都无法绕开的治理铁律。

可现在，皇帝自己开辟了财源——东海贸易的关税、官办商号的利润，直接进了内库和国库，一分一毫都不用经过士绅的手；经营岭北的收益、军校培养的军官，更是绕开了士绅掌控的土地和人脉。

这等于直接抽走了他们的筹码：朝廷收税不再求着他们督办，有海关官吏就能卡住商路；朝廷维稳不再靠他们安抚，有军队就能镇住边疆；朝廷花钱不再看他们脸色，贸易顺差比田租来得更实在。

士绅们突然发现，那根攥了几百年的绳索断了。

他们引以为傲的“影响力”，在真金白银和枪杆子面前，变得一文不值。

以往能让皇帝让步的“民声”，如今成了没人听的牢骚；以往能左右决策的“人脉”，如今挡不住一道带着银子味的圣旨。

这种被架空的恐慌，比任何朝堂争吵都更让他们坐立难安。

詹徽端起茶盏，望着杯中沉浮的茶叶，长长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沉沉的忧虑：“这上面太有钱了，真不是什么好事啊。”

他指尖在微凉的盏壁上摩挲着，目光扫过满室同僚，语气愈发凝重：“以往，朝廷要办什么大事，修河也好，用兵也罢，总得先问户部有多少存银，户部若说吃紧，咱们这些做臣子的便能借着‘体恤民力’、‘节流固本’的由头，劝陛下三思。那时候，钱袋子捏在士绅掌控的赋税体系里，朝中诸公说话才有分量，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多少能争出个章程来。”

“可如今呢？”詹徽重重放下茶盏，茶水溅出几滴在案上，“陛下手里的银子，比户部库房还充裕。东海贸易的关税流水，三天一小结，五天一大清，哗啦啦全进了内库；岭北还没经营起来，就已经划了三百万两预备金，眼都不眨一下。他要修军校，银子够；他要扩水师，银子够；便是他想再征漠北，银子也够。”

“这般一来，很多事情就不是朝中诸公能够掌控的了。”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慌，“咱们说岭北苦寒，他说有钱便能屯田；咱们说武夫骄纵，他说有钱便能养校官束军纪；咱们说宗法要紧，他说有钱便能安抚宗室。钱成了他最硬的道理，咱们的谏言，反倒成了碍事的聒噪。”

“这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事情！”詹徽猛地一拍案几，案上的烛台都晃了晃，“自秦汉以来，士绅与君共治天下，靠的就是‘君有需，必赖士绅’。如今陛下绕开咱们，自己攒下了金山银山，这共治的根基就摇了。他若事事都能自己拍板，不需问咱们的意见，不需借咱们的力，那咱们这些士绅还有什么用？迟早要被他视作可有可无的摆设，甚至……视作绊脚石！”

满室文臣皆是脸色凝重，詹徽的话像一块石头投进水里，激起层层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每个人手里的茶盏都停在半空，指尖泛白，仿佛那瓷盏有千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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