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春秋经的人少，在大明应该说是个遗留问题。

    不同于《诗经》在经过四家诗的争论后，变得以《毛诗》为主、其他三家尽皆失传。

    春秋经有公羊、穀梁、左氏三传之争，同礼经有三礼的争议一样，学问非常杂乱。

    尤其是大明科举采用的春秋注释，是胡安国的《春秋传》。以胡安国的观点为主导，将《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附于经文之下。

    这本书被选为科举教材的原因，是程颐的《春秋传》只有两卷、朱熹又没有完整的春秋注释。故而胡安国作为程颐的徒孙、杨时的弟子，编撰的春秋注释被定为科举教材。

    但是胡安国的学问，远不如程子、朱子。他的《春秋传》自成书以来就被质疑。只不过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无奈选择这部教材。

    时至今日，《左传》研究在大明早已兴起，民间一直有修改春秋注释的舆论。

    但是科举章程早已确定，官员们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自然懒得修改——

    毕竟学习春秋经的人再少，它在科举之中，也占有一成录取名额。

    影响到专治春秋经的士子当官，会引来他们埋怨。

    如今，皇帝要整体修改四书五经注释，自然就没有这个妨碍了。

    在场臣子，一致要求重新注释春秋经，不再使用胡传。

    可以说，修改春秋注释是最没有争议的，甚至没多少人要求基于胡传。

    但是对他们采用《左传》的说法，朱由检也不人同。

    因为《左传》的真伪在后世也没确定，很多人认为它和其他古文经学一样，是汉代经学家为了对抗今文经学，杂采古代文字编撰的。

    就连出土《左传》的浙大简，本身也陷入真伪争议。

    朱由检虽不认为古文经学全是伪作，但是对孔壁古文经，他却着实怀疑。

    这个怀疑是从孔壁古文经发现就有的，后世愈演愈烈，甚至诞生了疑古派，对儒家造成极大冲击。

    朱由检不希望自己定下的科举教材在将来陷入真伪讨论，更不希望自己支持的新学派被人抓住缺点推翻，自然不愿在春秋上采用《左传》。

    他在斟酌之后，向群臣道：

    “方才陈先生说欲用圣贤经典治国，必须先辨明圣贤经典真伪。”

    “朕深以为然！”

    “《左传》同《古文尚书》一样，出自孔壁古文经，在未得其他典籍印证前，只作为参考典籍。”

    这个说法，让陈继儒喜笑颜开，因为这是皇帝的认可。

    但是群臣却大多无法接受，因为孔壁古文经不止古文尚书和左传，还有逸礼等典籍。

    如果像皇帝说的那样都列为参考，对于古文经学来说，几乎就是腰斩。

    在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吸收今文经学的优点、终结古文今文之争后，儒学基本是以古文经学为主，很多士人的学问就基于此。

    他们对皇帝贬低古文经学的做法，自然不会认同。

    刘宗周作为一代学宗，率先出言说道：

    “汉朝杨雄曾言：孔壁古文，汉大儒多见之。”

    “当时尚未否认，今日如何称伪？”

    朱由检不和他争论孔壁古文经的真伪，只是对现在流传的版本表示怀疑，说道：

    “《汉书·刘歆传》提到，孔壁古文经为孔安国所献，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被臧于秘府。”

    “汉成帝的时候，方才陈发秘臧，校理旧文，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从这可以知道，现在流传的孔壁古文经，是汉朝儒者整理的残篇。”

    “他们用了多少古文、又自行补充了多少，今人无从得知。”

    “朕用圣贤经典治国，必须慎之又慎。”

    “只采纳能确定真伪的文字，其他列为参考。”

    这个说法，刘宗周也无法反驳。

    因为孔壁古文经被汉儒整理是明载史册的，他们不能因为这些古文经现在成了经典，就擅自否认这一点。

    这些经典以前就算有错漏，影响也不算大。

    但是当今皇帝是要基于圣贤经典重制礼乐治理国家的，那些可能是汉儒私自加上的文字，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谁能保证他们没有私心，在编撰时把自己的学问加进去？

    大明的文人在刻印古书时就经常私自更改，加入自己的观点。

    后世有人评价“明人好刻古书而书亡”，指的就是篡改古书这一点。

    知道这些猫腻的官员，自然不认为汉儒在整理古籍时，没有丝毫发挥。

    他们对皇帝的话语，根本无言以对。

    即使刘宗周，也只能说《左传》不是伪经，只是其中可能有汉儒的手笔。

    朱由检笑着说道：

    “《左传》当然不是伪经。”

    “但是其中内容哪些是圣贤留下来的，哪些是汉儒编写的，现在却分辨不出来。”

    “故而现行《左传》只能作为参考，经过其他古籍印证的，才能确认为真。”

    “希望众卿能积极辨伪，恢复经典原文。”

    部份认可了《左传》后，朱由检借着此事，向群臣再次强调道：

    “朕在下令编撰《崇祯大典》时就说过：”

    “古书古简，要尽量保持原貌。”

    “不得已修改和补充的内容，要注明校勘、补充了哪些地方，以便读书的人明白。”

    “切不可学汉儒篡改典籍，流传到现在连什么是真正的孔壁遗经都分不清。”

    “今后发现的古书、古简等古籍，要先保留原文。设立古籍出版社，专门拓印出版，一字都不许改。”

    明确了对孔壁古文经的态度，确定研究古籍的规范。

    这种为先贤保存典籍、为往圣继绝学的做法，群臣不得不称赞。

    他们只能认同皇帝，先把不能确认真伪的孔壁古文经，作为参考典籍。

    好在古文经学不止是孔壁古文经，还有河间献王刘德召集毛苌等人整理的《毛诗》《礼记》《周礼》《孝经》等，甚至还有《左传》。

    也因为这些典籍的存在，朱由检和群臣确认有《左传》这本书。但是现行《左传》，不完全是左丘明所作，现行《左传》的作用是参考，等待以后辨伪。

    《公羊传》《穀梁传》，同样有各自的问题。而且现在研究的人很少，不可能作为春秋经学习。

    那么，应该如何校注春秋呢？朱由检道：

    “阳明先生曾说：《春秋》亦经，五经亦史。”

    “五经之中，诗、礼、易记载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礼乐制度，包含一部分历史。”

    “《尚书》《春秋》两经，完全可以当作历史，堪称亦经亦史。”

    “《尚书》的纪年尚不明确，主要作为经义学习。”

    “但是《春秋》却是一部编年史，首先要作为历史学习，进而学习其中的微言大义。”

    “学习《春秋》，就是同时钻研经学和史学。”

    “或者说，从经学入手，深入研究史学。”

    这个观点，有继承也有新意。

    六经皆史、经史无异的说法由来已久，王守仁、王世贞、李贽等人都持这个观点。

    胡安国的《春秋传》其实也是如此，它是“事据《左氏》，义采《公》《穀》”，从经史两个方面解读《春秋》。

    这个解经原则，群臣是认可的，不认可是现在的学子“弃经不读，惟以安国之传为主”。

    负责编撰编年史，又擅长揣摩皇帝心意的黄立极，此时出言说道：

    “陛下定黄帝纪年，臣以为《春秋》既然是编年史，注释时当用黄帝纪元。”

    “再从《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摘录当年当月发生的事情。”

    “之后再参照《公羊传》《穀梁传》和先贤注释，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

    “如此经史合一，方能解读春秋经。”

    这个说法，得到朱由检称赞，龙颜为之大悦。

    群臣则纷纷侧目，没想到黄立极这个阉党余孽，竟然也敢插手学术。

    若非此时是在经筵上，只怕已经有东林党人，跳出来弹劾指责。

    他们可不想让春秋的注释权，落入阉党手里。(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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