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士大夫关心四书五经校注，参加科举的士子则更关心。

杨廷枢是江南乡试亚元，这次和张溥一起来应试。

听到消息之后，和张溥等人交流道：

“天如贤弟，你说这四书五经重新校注后，科举会不会同样改？”

“难道我们还要重新学习经义，背诵新的注疏？”

张溥是皇帝内定的校注负责人之一，闻言笑着说道：

“科举自然是会改的，校注就是为了科举。”

“不过重新学习的知识也不多，大多还会沿用原有注释。”

“以维斗兄的才华，这一科定然中进士，根本不用担心。”

劝杨廷枢放宽心，不用担心改变。只要考上进士，那就能够上岸。

只是张溥有这个自信，杨廷枢却是没有。

毕竟张溥随徐光启学习，擅长的是数算。以他在数学上的造诣，只要不在考场上发挥出问题，中进士板上钉钉。

杨廷枢就算在江南成了经魁，如果会试的房考官不欣赏，仍旧还会落榜。

所以他看着张溥艳羡道：

“天如是不用担心，为兄就不行了。”

“浙江吴巡抚昔年也是亚元，但是考了八次，才成为了进士。”

“就是三元及第的商公，也是考了三次，才连中会元、状元。”

这些事例，都说明了科举的不稳定。

再有才学的人，都可能科场遇阻。

张溥听出了杨廷枢的紧张之意，宽慰道：

“皇上改革科举，就是为了让科场更公平。”

“这次会试，房考官会把正榜副榜的试卷一起检出来，再由至少三位考官一起评判，确定正榜副榜名次。”

“如此交叉阅卷，有才能的人定然脱颖而出。”

“维斗兄总不会以为，连副榜都登不上吧？”

“只要你的试卷被检出来，多位考官评卷，定然能登正榜！”

这个办法，听着就比以前完全由房考官决定更公平，杨廷枢确实少了很多担心。

但是文章这种东西，个人喜恶影响是太大了，杨廷枢真的担心考官不喜欢自己的文风，直接把自己黜下去。

所以他摇着头叹气，为自己的前途担心，有些羡慕地感慨道：

“张兄擅长数算，确实不用担心。”

“真希望会试的进士科，同样实行百分制。”

“如果按分录取，考不上为兄也认了。”

“就怕有些人因为一己好恶，直接黜落我等。”

这番话语，让很多听到的举子心有戚戚。

他们不怕没有标准，怕的就是标准胡乱变——

这一科的考官喜欢这种文风，下一科考官的喜好又变了。

有些才学斐然的人科场不顺，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对皇帝推行的百分制，总体是认同的。至少能知道自己差在哪，为何被打低分。

听出众人对百分制的认同，张溥笑着说道：

“进士科的二三场，可不是实行百分制吗？”

“只有二三场都及格的人，才能成正榜进士。”

这个众人都听说了，还有一些不知究竟。

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朝廷为了显示三场并重，推行这种制度。

那些精通策论的，对此欢欣鼓舞。

不擅长策论的虽然有些担心，但是在知道会试二三场的难度不会超过乡试，甚至就是从过去几年的乡试中选题后，也表示了认同——

他们总不能说自己连这些都答不上来，那会让人们质疑举人资格。

还有些很擅长策论却不擅长八股的，对于二三场只要求合格，表示有些不够：

“第一场的经义固然重要，但是二三场的策论，又何尝不重要了？”

“既说三场并重，那应该三场都要求合格，再从经义、策、论考卷中，择优选拔录取。”

“现在这样评卷，其实仍不重策论。”

对此大发牢骚，认为应该修改。

显然，这些有可能从会试改革中受益的举子，不但不反对会试改变，甚至觉得要更激进。

张溥见此情景，想到皇帝安排的引导士子任务，趁机道：

“会试这样，皇上也觉得应该改。”

“现在是三场并重、经义为先，但是以后策论的评分标准出来了，就有可能以策论为先、经义只要求及格。”

“所以四书五经校注的改动，诸位根本不用担心。”

“就算有些许改变，诸位的经义难道还能不及格？”

从另一个方面，宽慰学子不用担心科举教材修改。

并且还指明以后策论会越来越重要，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知道张溥身份的人，对此若有所思。更多的人则怀着忐忑，准备接下来的考试。

——

二月初九，举子们开始第一场考试，十二日则是第二场。

这一日同样是经筵春讲开始的日子，朱由检之前就下了任务，商讨四书五经校注。

朝堂群臣，对此做了十足准备。

在野的孙奇逢、陈继儒等人，同样应邀参与。

经筵刚开始，朱由检便定基调道：

“四书校注，以朱子《四书集注》为基，在此基础上点校修改。”

“真正需要大改的，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朕看今年的会试，以学习《易经》、《诗经》的居多。”

“《尚书》、《春秋》、《礼记》因为太晦涩，少有举子学习。”

“这三经最需要修改，切实为学子减轻负担！”

打着减负的旗号，主要改变五经。

这个说法，引来群臣认同。因为程朱理学的根基就是四书，天下学子都学的也是这个，另外五经则只择其一。

皇帝对四书只要求小改，决定了大部分学子对四书的认识不用改。

对五经的修改，则是只波及专治该经的人。

已经被任命编撰《礼经正义》的刘宗周，此时率先说道：

“陛下命臣编撰《礼经正义》，臣苦思冥想，确定分为两卷。”

“上卷为《礼记》《仪礼》《周礼》，都是原本的旧三礼。”

“下卷为《大明礼法公约》《大明分封礼法》《大明继承礼法》，是为大明新三礼。”

“将来考试，以大明新三礼为主，辅以旧三礼经义。”

这个编撰方法，是得到朱由检认可的，他点头道：

“礼是运转变化的，大明的学子，当然要学大明三礼。”

“对旧三礼也不能丢掉，尤其是《礼运》等篇。”

“不过三礼的篇章过多，还有不合时宜之处。以往只考《礼记》都少有人选，朕觉得必须减负。”

“先生可以从旧三礼中挑选一些篇章为必修，纳入《礼经正义》。其他篇章为选修，和《大戴礼记》《孝经》《孔子家语》《朱子家训》这些书籍一样，列为参考典籍。”

“参考典籍不列入出题范围，但是考生在作文时可以引用，印证自己观点。”

这样一改，《礼经正义》中旧三礼的内容就大大减少了。尤其是那些晦涩难懂的内容，可以丢到选修去。

群臣对此纷纷点头，觉得确实可以这样改。学子的负担也会减轻，会有更多的人学礼经。

他们开始商讨，应该把哪些篇章，列入必修范围。

《曲礼》《王制》《礼运》《乐记》等篇章纷纷入选，其他晦涩难懂、而且没多大作用的篇章，被他们丢入参考范围。

大明的礼学，开始进入新时代。从皓首穷经，向指导现实转变。(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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