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陈家沟时，陈秀梅送到村口。

她的眼神还有些恍惚，像大病初愈的人，但至少能认出父亲，能说出完整的句子了。魂锁解开后，姐姐的残影在最后一刻对她微笑，化作青烟消散。秀梅哭了很久，陈父也老泪纵横。

我知道，这只是开始。魂魄的伤需要时间愈合，那些被姐姐情绪浸染的记忆，会像雨季返潮的墙壁，在余生里偶尔渗出湿痕。

老柴推着车，车把上挂着陈家硬塞的一袋干枣。他嘴里絮絮叨叨算着这趟的进账，末了叹了口气：“吴师傅，咱们这行，到底是救人，还是......看人受苦？”

我没回答。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

三天后，我们抵达晋南一个叫“石背沟”的山村。老柴在冀南的老关系又递了话，说这边出了件怪事，报酬不错。

“村小学旧址，有面土墙。”老柴压低声音，“半夜会‘放电影’——不是真电影，是声音。几十年前一场批斗会的声音，哭喊、骂人、拍桌子，清清楚楚。听到的学生，第二天就说不出来话了，像被人掐住了喉咙。”

“几个学生？”

“三个。都是晚上贪玩，跑旧址那边去捉蛐蛐。”老柴说，“村里请过神婆，烧过纸，不管用。现在天一黑，家家户户都把娃锁屋里，没人敢靠近那地方。”

石背沟比陈家沟更偏僻，藏在两座秃山的夹缝里。进村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路两旁是干涸的河床，河床上布满灰白色的卵石，像无数颗裸露的眼球。

村口有棵枯死的老槐树，树干被雷劈过，裂开一道焦黑的口子，像一张无声尖叫的嘴。

接待我们的是村支书，姓孙，五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他脸色很差，眼袋浮肿，像是很久没睡好。

“吴师傅，老柴师傅，”他领我们往村里走，脚步很急，“这事儿......邪门得很。那墙我们找人看过，就是普通的夯土墙，没埋啥东西，也没写啥字。可一到晚上，特别是阴雨天，声音就出来了。”

“什么声音？”我问。

“很多人......吵架，喊口号，拍桌子，还有......哭声。”孙支书面皮抽搐了一下，“最清楚的一句，是个男人的声音，喊‘我没罪！你们不能这样！’——喊得特别惨，像要被活剐了似的。”

我们走到村西头。那里有一排废弃的土坯房，房顶塌了大半，露出黑黢黢的椽子。院墙也倒了，只有一堵背阴的土墙还立着，墙很高，约莫两丈，墙面坑坑洼洼，长满了暗绿色的苔藓。

就是那面“回音壁”。

现在是下午，日头偏西，阳光照不到这面墙。墙下堆着些碎砖烂瓦，瓦缝里钻出枯黄的杂草。风吹过，草叶簌簌响，除此之外，一片死寂。

我走近墙壁，伸手触摸墙面。

很凉。

不是普通的凉，是一种浸入骨髓的、带着湿气的阴冷。指尖触到的苔藓滑腻腻的，像某种生物的皮肤。

观气术悄然运转。

墙面上，萦绕着一层极淡的、灰白色的“气”。那气息不凶不厉，却充满一种极致的——绝望。

无数人同时绝望的、被压缩在时间里的回响。

“最早听到声音是什么时候？”我问。

“上个月十五。”孙支书说，“那天晚上下小雨，村东头的二狗子跑这儿来撒尿，听见墙里有动静，吓得尿了一半憋回去了。第二天就传开了，有几个胆大的后生来听，结果......第二天都说不出话，像哑巴了，只能‘啊啊啊’地比划。”

“那几个学生呢？现在怎么样？”

“在家养着。”孙支书叹气，“请镇上的大夫看过，说喉咙没毛病，就是......说不出话。眼神也呆，问啥都摇头，晚上做噩梦，老是惊醒。”

“能去看看吗？”

孙支书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三个学生家都在村东头。第一个叫铁蛋，十岁，躺在床上，眼睛直勾勾盯着房梁，他娘叫他，他一点反应都没有。第二个叫秀秀，九岁，缩在墙角，抱着膝盖发抖，问她话，她只会摇头，眼泪吧嗒吧嗒掉。第三个叫栓子，十一岁，症状最轻，还能写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我让栓子写写，那天晚上听到了什么。

栓子拿起铅笔，手抖得厉害，在纸上写了半天，只写出两个字：

“白......老......师......”

笔迹歪斜，像蚯蚓爬过。

“白老师？”孙支书脸色一变，“这......这不可能......”

“白老师是谁？”

孙支书嘴唇哆嗦，没说话。倒是栓子他爹，一个黑脸汉子，闷声开口：“是**时候的事。村里有个老师，姓白，外乡来的，教过书。后来被批斗，说是......反革命，在村小学那院子里，被活活打死了。”

“什么时候？”

“六八年。”栓子爹说，“那年我八岁，记得清楚。白老师人好，偷偷教我们认字，给我们糖吃。批斗会那天，全村人都被叫去，我爹拉着我，不让我看......可我听见了，白老师一直喊‘我没罪’，喊到最后，没声了。”

院子的土墙。

六八年的批斗会。

白老师临死的呐喊。

所有碎片拼在一起，指向一个可怕的可能——

那不是普通的“闹鬼”。

那是时间留下的“疤痕”。

“今晚，”我对孙支书说，“我要留在那面墙附近。”

孙支书面露难色：“吴师傅，那地方邪性，万一您也......”

“得听听。”我说，“不听，就不知道‘锁’在哪里。”

夜幕降临。

石背沟陷入死寂。没有狗吠，没有虫鸣，只有山风刮过秃石的呜咽声，像无数把钝刀在石头上磨。

我独自来到那面土墙下。

老柴留在孙支书家，准备接应。孙支书本想叫几个民兵陪我，被我拒绝了——人越多，气息越杂，越可能干扰“回音”的显现。

我在墙根五步外坐下，背靠一块半人高的青石，闭目调息。怀里揣着三张“静心符”，一张贴在胸口，两张攥在手心。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子时将至。

山风忽然停了。

不是慢慢变小，是突然、彻底地停了。空气凝固了，像一潭死水。月光惨淡，照在土墙上，墙面的苔藓泛着幽幽的绿光，像一片片细小的磷火。

然后，声音来了。

不是从墙里“传”出来的。

是直接从脑海里“炸”开的。

先是模糊的、嘈杂的、无数人说话的声音混在一起，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水。接着，声音逐渐清晰——

“打倒反革命分子白世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说！你是不是特务？！”

拍桌子的声音，砰砰砰，震得我耳膜发疼。

我咬紧牙关，静心符的力量在胸口微微发烫，勉强护住灵台清明。

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嘶哑，颤抖，但竭力维持着最后一点尊严：

“我......没罪。”

“我只是......教孩子们认字。”

人群的哄笑声，骂声，更激烈的拍桌子声。

“还敢狡辩！”

“把他的头按下去！”

“认罪！认罪！认罪！”

吼声一浪高过一浪，像沸腾的油锅。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混乱的、充满暴戾的情绪洪流，从那面墙里汹涌而出，几乎要将我淹没。

那不是单一的怨念。

是数十人、上百人同时的“狂热”与“恐惧”，被某种力量固化、压缩、循环播放。

白老师的声音越来越弱：

“我没有......”

“孩子们......”

“你们不能......”

最后一句，猛地拔高，撕裂般尖锐：

“我没罪——！！！”

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

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被反剪双手按在地上，头发被揪着，脸贴着冰冷的土地。周围是无数双麻木或兴奋的眼睛，无数张开合的嘴。

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的腿缝，看向院子的那面土墙。

墙面上，有孩子们用石子刻的歪歪扭扭的字：

“白老师好”。

他的眼睛瞪大，瞳孔里倒映着那行字。

然后，世界陷入黑暗。

声音戛然而止。

风又吹起来了，刮得枯草哗啦响。月光依旧惨淡，土墙静静立着，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

但我胸口的静心符，已经烧焦了一个角。

额头全是冷汗。

我撑着青石站起来，腿有些发软。

那不是鬼。

是比鬼更可怕的东西——

一段被“钉”在时间里的、永不消散的集体记忆。

而白老师最后的呐喊，就是钉死它的那根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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