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的烽火，如同投入帝国这潭表面尚算平静湖水的巨石，激起的不仅是朝堂上关于救援与否的争吵，更在帝国广袤疆土的深处，搅动起无数潜流。当长安的衮衮诸公还在为抽调哪家边镇的兵马、动用哪处仓廪的粮秣而互相推诿攻讦时，那些身处四方、手握实权的封疆大吏们，已从这份千里之外的败报和朝廷应对的迟缓无力中，嗅到了某种更为“真切”的气息——属于强权的铁锈味，和脱离缰绳的诱惑。

如果说边境节度使的坐大，尚可归咎于“边患紧急”、“事急从权”，那么如今，这股风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目张胆的姿态，向着帝国的腹心之地、那些原本应由朝廷牢牢掌控的内地战略要冲蔓延。一种新的、更具侵蚀性的模式，正在“保境安民”、“绥靖地方”、“以备不虞”等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悄然扎根、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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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道，益州（成都）。

节度使府邸深处，一场私宴刚散。没有歌舞喧嚣，只有残羹冷炙和弥漫的沉重氛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延嗣屏退左右，只留下最为心腹的几名将领和幕僚。

烛火摇曳，映照着刘延嗣棱角分明的脸，这位出身将门、在蜀中经营近十载的封疆大吏，眼中跳动着与平日的沉稳迥异的光芒。“安西的消息，诸君都知晓了。”他声音低沉，却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兴奋，“杜怀宝也算宿将，七千儿郎，血战旬月，最后落得个城破身死，援军无着。朝廷……哼。”

一声轻哼，道尽了对长安中枢的轻蔑与失望。在座的都是他多年培植的心腹，自然明白主君未尽之意。

“节帅，”  一位面皮白净、眸中精光闪烁的文士幕僚率先开口，他是刘延嗣的首席谋士，姓王，“朝廷之弊，已入膏肓。府兵崩坏，中枢无力，政出多门，天子与天后、太子之间……”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扫视众人，“如今西域乱起，吐蕃、葛逻禄虎视眈眈，陇右、河西自顾不暇。朝廷的目光，一时半刻，怕是落不到咱们蜀中了。”

“王先生的意思是？”  一员满脸虬髯的将领瓮声问道。

“朝廷无力，则四方有识者，当自谋。”  王先生缓缓吐出几个字，“蜀地，天府之国，四塞之地。昔年诸葛武侯据此而成三分基业。今我主坐拥雄关沃野，带甲数万，岂可碌碌受制于无能之朝廷？”

刘延嗣手指轻轻敲击着紫檀木的桌面，不置可否，但眼神中的意动显而易见。“自谋……谈何容易。朝廷纵使衰弱，大义名分仍在。无端擅动，是授人以柄。”

“何须‘无端’？”  王先生微微一笑，成竹在胸，“现成的理由，就在眼前。吐蕃赞普近年来虽与朝廷有和约，然其野心勃勃，吞并吐谷浑后，与我松州、维州接壤之地，摩擦日增。安西败绩，吐蕃气焰必然更盛。我剑南道，首当其冲！”

他站起身来，走到悬挂的地图前，手指划过剑南西线与吐蕃接壤的漫长地带：“朝廷无力西顾，我剑南道为保境安民，为陛下守土，增募士卒，整饬武备，加固关隘，储备粮草，此乃天经地义，任谁也说不出个不字！”

“妙啊！”  另一将领击掌道，“就以防备吐蕃为名！朝廷非但不能斥责，还得嘉奖节帅忠勇！”

“正是此理。”  王先生续道，“然则，仅仅募兵守城，尚不足恃。吐蕃骑兵来去如风，我蜀中士卒虽勇，然平原野战，恐非其敌。当练精兵，尤其是善于山地、林间作战之奇兵、锐卒。兵员，可从山民、猎户、以及……各地牢城、江湖中招募敢战、亡命之辈。粮饷，蜀中富庶，盐铁茶丝之利，冠绝天下。今年各州上缴之赋税，可暂缓押解，以‘筹措边备急需’为名，截留大部。成都、梓州富商云集，可由节度使府作保，‘劝捐’军资，许以盐引、茶引为报。至于甲仗……”

他压低声音：“蜀中多矿，尤以临邛、广都为最。可遣可靠之人，以‘修缮农具、打造常平仓锁具’为名，招募工匠，私开数处矿场、冶炉，精选良材，打造兵甲。无需多，但求精。此事需极为隐秘，参与工匠，皆以重利笼络，严加看管。”

刘延嗣听得目光越来越亮。截留赋税、向富商“劝捐”、私开矿冶、打造兵器……这已远超一般“备边”的范畴，是在系统地建立独立于朝廷的财源和军工体系。更重要的是，招募那些“敢战、亡命之辈”为“牙兵”（亲兵），给予远超普通士卒的厚饷和装备，这分明是在蓄养私兵，建立完全听命于他刘延嗣个人的武装核心。

“还有一事，”  王先生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各州刺史、司马、参军，乃至下辖县令、县尉，凡不附节帅者，或明升暗调，或寻隙罢黜，务必在两三年内，将剑南道上下紧要官职，尽数换为我等心腹，或至少是识时务、肯合作之人。政令军令，方能畅通无阻。”

这就是要将剑南道经营成铁板一块的独立王国。军政、财政、人事，逐渐脱离朝廷掌控。

刘延嗣沉默良久，终于缓缓点头，目光扫过在座诸人，沉声道：“王先生所言，皆为保全我剑南数十万军民身家性命，为陛下守好西南门户之良策。诸君，可愿与刘某共担此任，保境安民？”

“愿为节帅效死！”  众人齐声低喝，眼中闪烁着激动与贪婪的光芒。他们知道，一旦此事做成，他们就是这“蜀中王国”的开国元勋，权势富贵，不可限量。

很快，一道道以“防备吐蕃，整饬边备”为名的命令，从成都的节度使府发出。各州县新设募兵点，待遇优厚，应者云集，其中不乏孔武有力、面目凶悍的亡命之徒。来自各州的赋税钱粮，在“边情紧急”的旗号下，被大量截留于成都。几位蜀中大贾被“请”入节度使府，出来时面色各异，有的忧虑，有的则眼含兴奋。深山之中，几处新的矿场、冶炉悄然开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被掩埋在崇山峻岭的云雾与林涛之中。一支名为“神策营”的三千牙兵，开始在成都西郊秘密组建，装备精良，待遇最优，只知有刘节帅，不知有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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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东道，襄州。

与剑南刘延嗣的张扬进取不同，山南东道观察使（权同节度使）张守瑜，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本是武则天提拔的将领，素以“忠谨”、“持重”闻名，并非跋扈之辈。但时势比人强，安西败报和朝廷的混乱，让他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朝廷之威，日渐衰微。”  张守瑜在书房中对儿子，也是他的心腹将领张诚叹道，“天后与太子之争，朝臣各附一方，政令不行。如今安西又败，四镇震动。这天下……怕是要多事了。”

“父亲是担心，乱起于外，而祸生于内？”  张诚问道。

“不错。”  张守瑜走到窗前，看着襄阳城坚固的城墙，“我山南东道，地处要冲，北接关中，南控荆襄，水陆通衢，商贾云集，看似太平富庶，实为四战之地，盗匪、流民、溃兵，最易滋生。往日朝廷权威在，各州府县协力，尚可弹压。如今朝廷自顾不暇，若有好雄之辈，或大规模流民起事，凭各州县那点捕快衙役，如何抵挡？”

他转过身，目光凝重：“为父受天后恩遇，坐镇此地，首要是保境安民。然欲安民，需有可恃之力。朝廷兵符，调不动外地一兵一卒。为今之计，唯有自固。”

他的“自固”，并非像刘延嗣那样明目张胆地扩张，而是以更为“合法”、“稳健”的方式进行。他以观察使“监察”、“绥靖”地方之权，下令山南东道下辖各州，整顿、扩充“团结兵”（地方民兵），定期操演，并将各州“团结兵”的指挥、调遣之权，逐渐收归观察使府。名义上，是“统一号令，增强联防”，实质上，是在整合地方武力。

同时，他以“清剿境内愈演愈烈的流寇、保障漕运、商路安全”为由，在襄州组建了一支约两千人的“靖安营”，兵员从各州“团结兵”中“精选”，粮饷由观察使府“统筹”各州“助饷”解决。这支“靖安营”装备精良，常驻襄州，只听命于张守瑜父子。此外，他开始有意识地插手各州财政，以“统筹联防”、“修缮城防”等名义，要求各州将部分赋税钱粮“上缴”观察使府统一调度。

张守瑜行事谨慎，每一步都打着“保境安民”、“绥靖地方”的旗号，符合观察使的职权范围，让人难以指责。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山南东道各州的兵权、财权，正在悄无声息地向襄州集中。刺史、县令们发现，没有观察使府的点头，许多事情越来越难办。张守瑜的意志，在山南东道，渐渐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律令。他并未宣称独立，也未公然对抗朝廷诏令，但他已将这片土地，经营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透的“张氏地盘”。朝廷的权威，在这里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缓慢而确实地流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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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道，太原。

作为李唐龙兴之地，北都太原的地位向来特殊。河东节度使的权柄，历来极重。现任节度使王方翼，是战功赫赫的老将，曾随裴行俭征讨突厥，威震北疆。他性如烈火，对朝廷也算忠诚，但同样，他对麾下将士的掌控力，也强得惊人。

安西败报传来，王方翼怒发冲冠，在节度使府大骂朝廷诸公无能，救援不力。但愤怒之后，是更深沉的忧虑。

“杜怀宝是条汉子！高崇逸更是好样的！可惜，可惜了！”  王方翼对麾下将领痛心疾首，“朝廷无兵可派，无粮可调，坐视忠勇将士血染疆场！此等朝廷，何以服众？何以御外？”

他麾下多是与其出生入死的边军悍将，闻言亦是群情激愤。

“节帅！朝廷靠不住，咱们得靠自己！”

“对！安西能丢，焉知吐蕃、突厥不会趁机寇边？咱们河东，可不能步了后尘！”

王方翼大手一挥，止住众人喧哗，虎目圆睁：“朝廷是指望不上了！但咱们河东儿郎，不能任人宰割！传我将令：自即日起，各军镇加强戒备，广布斥候，给老子把眼睛瞪大点！  另外，以防备突厥、鞑靼袭扰为名，在云、朔、代、蔚等边州，再募精壮八千，充实边军！粮饷……先从各州常平仓、义仓中支取，不够的，老子去跟那些豪门大户‘借’！告诉他们，保不住河东，他们的田宅财富，都是胡人的！”

他没有像刘延嗣那样系统谋划独立，也没有像张守瑜那样委婉收权，而是以一种简单粗暴、符合边将作风的方式行事：扩军，备粮，加强控制。他以抵御外敌的名义，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兵力，并开始以近乎强制的手段，从地方豪门手中“征集”粮草。太原的世家大族、富商巨贾，面对这位手握重兵、性情刚烈的老将，敢怒不敢言，只能破财消灾。而王方翼用这些钱粮，不仅养活了更多只听命于他的军队，也借此进一步加强了对河东地方豪强的威慑和控制。在他心中，或许并无不臣之心，但“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藩镇心态，已显露无疑。朝廷的诏令？在“保境安民”的大义和节度使的刀锋面前，其分量正在急剧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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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形，在河南道汴州（观察使崔浞以“防流寇”、“安地方”为名，加紧整合州县武装，串联地方豪强）、在淮南道扬州（节度使借保障漕运之机，扩充水陆兵马，控制沿途税卡）、在河北道魏州等地，以或公开、或隐秘，或激进、或渐进的方式，同步上演着。

“备边”、“安民”、“绥靖”，成为最有力的护身符和通行证。在这些旗号下，蓄养私兵、截留赋税、干预行政、控制人事，种种逾越朝廷法度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甚至“迫不得已”。中央的权威，在安西败绩的冲击和自身效率低下的映衬下，如同烈日下的冰雪，迅速消融。地方实力派，无论是边镇悍将，还是内地节帅、观察使，都在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地盘。

帝国的肌体上，一个个“藩镇”的毒瘤，正在加速成形。它们或许还披着大唐官员的外衣，还向长安的方向保持着表面的恭敬，但其内里，离心离德的种子已经深种，拥兵自重的态势已然明朗。尾大不掉，已非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

当这些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称病在家”却密切关注着朝野动态的李瑾案头时，他搁下笔，走到窗前，望着阴沉的天空，长长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然崩解之速，竟至于斯……”  他低声自语，眉宇间是化不开的忧色。他知道，刘延嗣、张守瑜、王方翼们，只是冰山一角。安西的烽火，照亮的不仅是西域的危局，更是帝国深植于制度根基的裂痕。这裂痕，正在帝国的腹地，悄然蔓延、扩大。

藩镇之祸，已非边患，而是心腹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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