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关于制度，关于变革的艰难与可能的路径……这些庞大而沉重的问题，似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不再仅仅属于课堂和书本，而是可以与他这样的普通学生发生关联，可以在同辈的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他想起了王崇义，那个在西山温泉村致力于“教育救国”的旧式文人，其道路或许迂缓，但未必全无价值；想起了陈伯父，那个身怀绝技却选择隐于市井的武者，其沉默或许是一种无奈的坚守；想起了谌宏锦先生，那位在历史尘埃中寻找民族出路的孤独者；也想起了鲁建国先生，那位在地理课堂上慷慨激昂的呐喊者。

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个时代。

激进也好，温和也罢；呐喊也好，沉默也罢，都是在寻找那条“文明的征途”。

而他林怀安，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他的道路又在哪里？

是继续埋头书本，预备将来的升学？

是如余培军所邀，与同好者结社探讨，发出微弱的呼声？

还是像前日校门口那样，在具体的、微小的不公与压迫面前，运用智慧与勇气，做一点实实在在的抗争？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抬头望向暮云四合的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转身向食堂走去。

前方的路依然模糊，但脚步，似乎比来时坚定了一些。

至少，他不再是一个人独自摸索。

思想的交流，同道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如同在漫长的黑夜中，看到了不远处另一星微弱的灯火。

明日周作人先生的讲座，又会带来怎样的启发或碰撞？

他隐隐感到，这平静的校园之下，思想的潜流正在涌动，或许，一场不同于街头斧头、也不同于操场拳脚的另一种“较量”，即将在思想的领域展开。

那或许没有硝烟，没有呐喊，但其影响，可能同样深远。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八日，星期五。

昨日与余培军在图书馆的一番深谈，如同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在林怀安心中漾开层层涟漪，久久未能平息。

那位清瘦学弟眼镜后闪烁的思辨光芒，对“巴力门”、进化论、传统变通之道的见解，都让林怀安感到一种“吾道不孤”的慰藉。

然而，这种思想上的共鸣所带来的温暖，很快便被周五上午那堂“党义公民课”的冰冷现实驱散了几分。

这“党义公民课”，是国民政府为“统一思想”、“培植党国观念”而在各级学校推行的课程，内容无非是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领袖言论之类。

在中法中学这类私立学校，虽不像公立学校那般严格，但形式总要走一走的。

授课的是一位姓胡的教员，年约四十，梳着一丝不苟的中分头，穿着熨烫平整的浅灰色中山装，说话慢条斯理，但眼神里总带着一种审视的、近乎刻板的严肃。

上午第三节课，胡教员夹着讲义，迈着方正的步伐走进教室。

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的“起立”、“老师好”、“坐下”的声音。

大多数学生对这门课兴趣缺缺，有的偷偷在课桌下看小说，有的望着窗外发呆，还有的干脆闭目养神。

林怀安也谈不上喜欢，但他会听，因为他想知道，官方究竟想向青年学生灌输些什么。

胡教员在讲台上站定，目光扫过台下，对学生们的精神状态似乎不甚满意，但并未多言，只是清了清嗓子，翻开讲义：

“今日，我们继续研读国父的《三民主义》。

上次讲到民族主义，今日讲民权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生要义。”

他照本宣科，开始讲述“政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与“治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离的精妙构想，讲述“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

他的语调平稳，用词规范，但听起来就像在背诵一篇与己无关的公文，缺乏谌宏锦先生讲历史时那种沉郁的痛感，也缺乏鲁建国先生讲地理时那种激昂的愤慨。

“民权者，民众之权力也。

国父有言：‘民有、民治、民享。’  此乃共和之真谛。”

胡教员推了推眼镜，继续道，“然则，民众智识未开，不可骤予大权，故需经历‘训政’阶段，由本***，教导民众行使民权……”

台下有学生发出几不可闻的嗤笑。

训政，训政，训了这么多年，何时才能“宪政”？

这话没人敢明说，但那不以为然的气氛，却悄然在教室里弥漫。

胡教员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气氛，他顿了顿，话锋一转：

“当然，民权之实现，有赖于民生之改善。

国父有云：‘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解决民生问题，首在防止社会之贫富不均，消弭阶级之祸源。

此乃民生主义之核心。”

他讲到“平均地权”，讲到“节制资本”，讲到“发达国家实业”。

这些理念，在国父的论述中，本有着深刻的针对性和美好的愿景。

但在胡教员的讲述里，它们变得抽象而空泛，更像是一种必须背诵的教条，而非可以触摸、可以期待的现实。

这时，坐在林怀安斜前方、平日就有些愤世嫉俗的同学陈青松，忽然举起手。

胡教员示意他发言。

“胡先生，”

陈青松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国父主张‘平均地权’，防止地主垄断。

可据学生所知，如今江浙、湖广许多地方，土地兼并依旧严重，佃农租税沉重，生活困苦。

‘节制资本’亦未见实效，上海等地，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勾结，垄断市场，挤压民族实业，工人劳作终日，难得温饱。

请问先生，这党国的政策，究竟何时能真正惠及民生？

还是说，这些都只是写在书本上、挂在嘴上的空话？”

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投向陈青松，又转向讲台上的胡教员。

林怀安也微微坐直了身体。

这个问题尖锐而直接，触及了当下最现实的疮疤。

胡教员的脸色沉了下来，中分头下的眉头拧紧。

他盯着陈青松看了几秒钟，才缓缓开口，语调变得冷硬：

“王同学，你年纪尚轻，对国情之复杂、建国之艰难，恐认识不足。

国父遗教，博大精深，其实现非一朝一夕之功。

当前，攘外必先安内，剿灭赤祸，维护国家统一，方是当务之急。

民生大计，需待大局稳定，方可逐步推行。

岂可急于求成，妄加非议？”

他将“赤祸”二字咬得极重，目光锐利地扫过全班，带着明显的警告意味。

“某些激进思想，鼓吹‘打土豪，分田地’，看似为穷人张目，实则损国殃民！

此乃均贫富之谬论，绝非治国正道！”

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竞争”与“均贫”两个词，用力之大，粉笔几乎折断。

“我今日便多讲几句，尔等需谨记！”

胡教员的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一种训导的口吻，“正确引导贫富差距，当以‘竞争’思想为纲。

看见别人富裕，当思己之不足，当更加努力，奋发向上，凭本事去超越别人，创造财富。

此乃社会进步之动力！

《增广贤文》有云：‘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又如俗语所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此方为正道！”

他用力敲了敲“均贫”二字，厉声道：“而那种朴素的、看似‘正义’的‘穷人’理念，妄图砸了富人利益，分给穷人，以为如此便能天下太平。

此实乃大谬！

其结果如何？

富人固然受损，然穷人所得，不过昙花一现！

为何？

因为这不是在创造新的财富，这是在抢夺、瓜分已有的财富，是‘零和博弈’！

富人被抢穷了，失去投资兴业之能力；穷人分得些许浮财，坐吃山空，最终只会更穷！

整个国家的财富源泉被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他喘了口气，似乎被自己慷慨激昂的“正义”论述所感染，继续道：“带领穷人创业，创造新的工作，新的产品，新的市场，这是在做大‘增量财富’，是真正的富民强国之道！

而通过没收富人财富，或是强行将私营企业转为国营来接济穷人，这只是在分配、转移‘存量财富’，甚至是掠夺！

抢来的老本，总有吃光的一天！

到那时，大家一起受穷，一起完蛋！

前朝之败，殷鉴不远；苏俄之乱，亦可为镜！”

这番言论，将贫富问题完全归因于个人努力，将社会救济与公平调节指斥为“均贫富谬论”，并将一切对现有分配格局的质疑与“赤祸”简单等同，充满了为现行秩序辩护的意味。

林怀安听得心中发冷。

他想起北安河村那些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的佃农，想起上海报纸上那些关于女工童工悲惨处境的报道，难道他们的贫困，仅仅是因为不够“努力”？

那些依靠权钱勾结、巧取豪夺而暴富的官僚买办，他们的财富，又真是“竞争”得来的吗？

胡教员并未停止，他似乎要将这堂“党义”课，彻底上成一场针对“危险思想”的批判会。

“更有甚者，”他语带讥讽，“某些人将‘平等’鼓吹为不容置疑的绝对‘正义’，将‘均贫富’奉为唯一宗教。

我告诉你们，当‘正义’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那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便是前车之鉴！

以‘平等’之名，行暴虐之实，最终是玉石俱焚！”

他将“训政”的必要性，与防止这种“极端平等”思潮联系起来，强调在“本党”领导下，逐步、稳妥地“发达国家资本”，“平均地权”，最终实现“民生主义”的理想图景。

最后，他再次严厉警告：“诸生当明辨是非，潜心向学，勿受偏激言论蛊惑。

凡质疑党国政策、鼓吹斗争者，皆属破坏建国大业、危害社会安定之言行，国法校规，绝不宽容！”

下课铃在胡教员余音未了的训诫声中响起。

他合上讲义，目光再次严厉地扫过全班，尤其是在陈青松脸上停留片刻，然后才迈着方正的步伐离去。

教室里一片沉寂，半晌，才响起嗡嗡的低声议论。

陈青松脸色铁青，重重地坐回座位，拳头紧握。

有几个平日与他交好、思想也较活跃的同学围过去，低声安慰，话语中也满是不平。

林怀安默默地收拾着书本。

胡教员的话，像一团冰冷的淤泥，堵在他的胸口。

那些关于“竞争”、“增量”的理论，听起来似乎有理，可一旦对照窗外真实的世界——那些在街头踟蹰的难民，那些在工厂中透支生命的工人，那些在乡间地头佝偻的背影——便显得如此苍白，甚至虚伪。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的诗句穿越千年，依然刺痛人心。

这仅仅是个人不够“努力”造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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