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裤腿已被雨水打湿半截，冰凉地贴在皮肤上，但心头的思绪却比这秋雨更加纷乱黏腻。

前日地理课上鲁建国先生那悲愤的讲述，黑板上那片刺目的、代表沦陷的红色阴影，昨日体育课上与陈教员那番点到即止却让他气血翻腾的较量，还有更早之前校门口那场惊心动魄的赌局……所有这些，都像一块块沉重的砖石，垒在他的心头。

他仿佛看到两条交织的线索：一条是辽阔国土上，山河破碎，外敌入侵，古老文明在血与火中**挣扎；另一条是这古老都城的一角，一个普通中学生，在生活的罅隙里，用急智、拳脚，以及尚未成形的思想，笨拙地应对着来自街头、来自同窗、甚至来自自身困惑的种种“入侵”。

雨丝敲打着伞面，发出细密而持续的声响，像是某种无情的催促。

他想起了陈伯父那本《孙子兵法》残卷扉页上，用蝇头小楷抄录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知彼？

他知道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船坚炮利，知道东邻倭寇野心勃勃，可他们为何而来？

他们背后的“文明”究竟是何模样？

知己？

他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国家积弱，知道无数仁人志士在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可这“己”——这四万万同胞，这五千年文明，其痼疾何在？

出路何方？

踏进中法中学的校门，雨声被屋檐阻隔，变得柔和。走廊里光线昏暗，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话题无外乎昨日的体育课较量，以及前日地理课带来的震撼。

看到林怀安走来，不少目光投向他，有好奇，有探究，也有之前不曾有过的、隐隐的敬畏。

林怀安微微颔首，算是回应，径直走向自己的教室。他知道，昨日的“露相”，或许能暂时震慑一些宵小，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麻烦。

《增广贤文》有云：“枪打出头鸟，刀砍地头蛇。”  自己这只不算出头的“鸟”，是否已引来了不必要的目光？

上午的国文课，讲的是一篇骈文，辞藻华丽，用典繁复。

先生摇头晃脑地赏析着其中的对仗与韵律之美，可林怀安听在耳中，却只觉得浮华空洞。

当此山河飘摇之际，这些精雕细琢的文字，又能承载多少现实的重量？

他不由得想起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又想起杜牧的叹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华丽的形式之下，若没有坚实的精神与关怀，不过是一袭华美的袍子，或许还爬满了蚤子。

第三节，是历史课。

上课铃响，谌宏锦先生依旧穿着那身半旧的藏青色长衫，腋下夹着讲义，步履沉稳地走上讲台。

他的脸色比平日更加沉郁，眼下的阴影似乎也更重了些。

教室里异常安静，连最调皮的学生也收敛了神色。

经历了地理课的“烽烟”，大家都知道，谌先生的课，或许会带来更深的刺痛与思索。

孙先生没有立刻翻开讲义，他站在讲台上，目光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的脸。

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单调的嗒嗒声，更衬得教室里的寂静近乎凝重。

“上周，”

孙先生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穿透雨幕的清晰，“我们讲了明末的困局，讲了一个王朝如何从内部腐朽，终至倾覆。

今天，我们把目光拉近一些，近到就在我们祖父、曾祖父辈生活的时代。”

他顿了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几个字：

“文明古国的沉沦：两次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之殇”

白色的粉笔字，在墨绿色的黑板上，显得格外刺眼。

“我知道，”

谌先生转过身，面对学生，“在座的诸位，从小便听惯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之类的说法。

我们确实是文明古国，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典章制度、礼乐文章、器物技艺，都处于这个世界的领先水平。

汉唐气象，两宋风华，万国来朝，并非虚言。”

他的语调平和，甚至带着一丝追忆往昔辉煌的怅惘。

但随即，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如同窗外积聚的乌云：

“可是，同学们，文明并非静止的化石，它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永远向前。

你过去领先，并不代表你现在依然领先，更不能保证你未来还会领先。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个道理，放在国家民族的竞争中，尤为残酷。”

“当我们的士大夫还在皓首穷经，钻研八股时文；当我们的皇帝还沉醉于‘十全武功’，视西洋器物为奇技淫巧时；当我们的社会依然固守着‘重农抑商’、‘天朝无所不有’的迷梦时……”

谌先生的语速加快，手指无意识地在讲台上轻叩，“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欧罗巴，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已经发生。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一连串的变革，如同层层递进的巨浪，催生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它以理性为基石，以科学为利器，以工业为筋骨，以殖民与贸易为触角，迅猛而贪婪地向全球扩张。”

“于是，古老文明与新兴文明，不可避免地相遇了。

不，不是相遇，是碰撞，是冲撞！”

谌先生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压抑不住的痛楚，“而冲撞的结果，我们在课本上已经读过，在座的诸位，或许也从父祖辈的口中，从街谈巷议里，听过那些惨痛的故事。”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原因？

表面是禁烟，实质是新兴的工业文明向落后文明传播，需要强行打开我们这个古老农业帝国的市场。

我们的火炮射程不及英舰，我们的水师木船抵挡不住蒸汽铁甲，我们的将士纵然英勇，血肉之躯何以抗衡近代化的枪弹？

《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国门，被巨炮轰开了。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原因？

列强欲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修约被拒，便再施武力。

这次，是英法联手。

结果？

京津沦陷，圆明园付之一炬，那场持续三天三夜的大火，烧掉的何止是‘万园之园’的亭台楼阁，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最后的、脆弱的体面！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更多的口岸，更低的关税，内河航行权，公使驻京……主权，进一步沦丧。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

原因更为复杂，有义和团运动的排外，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有清廷顽固势力的昏聩利用。

结果？

京师再度陷落，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仓皇西逃，联军分区占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辛丑条约》，四万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拆炮台，驻军队，设使馆区……中国，彻底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谌先生每说一段，便在黑板上相应的时间点后，重重划下一道深深的刻痕。

那粉笔与黑板摩擦发出的尖锐声响，仿佛刮在每个人的心上。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窗外的雨声，和孙先生那沉重如铁的声音。

“同学们，你们是否想过，”

谌先生放下粉笔，双手撑在讲台上，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灼灼，“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会在短短几十年间，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败得如此之惨？”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要给学生们思考的时间，也像是在平复自己激荡的情绪。

“很多人将罪责归于某些具体的人，比如慈禧太后。

说她奢侈腐化，挪用军费修颐和园；说她顽固保守，镇压维新；说她向列强宣战却无实力，导致京城遭劫……这些，都是事实。”

孙先生的语气变得冷静，甚至有些冷酷，“但是，同学们，将如此巨大的历史悲剧，简单地归咎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昏庸，是懒惰的，也是肤浅的。

慈禧太后再能挥霍，她一个人的吃喝用度，相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又能消耗多少？

朝廷是养得起的。”

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绵绵的秋雨，声音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悲凉：

“关键在于，她不是一个人。

她的身后，站着一个庞大而顽固的旧文明利益集团。

这个集团，由成千上万的家庭，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人员构成。

他们是靠科举晋身的士绅，是垄断贸易的官商，是享有特权的旗人，是依附于旧制度生存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身家性命，荣辱富贵，都紧紧捆绑在旧有的文明体系、旧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上。”

“举个简单的例子，”

谌先生转过身，打了个比方，“就好比这北平城里，原先有千百家手工织布、织锦缎的作坊，养活了成千上万的织工、染匠、掌柜。

他们世代以此为生，技艺娴熟，投资建厂，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行当。

突然有一天，外洋来了机器，用蒸汽驱动，织出的布匹又快又好，价格还便宜。

你们说，那些手工作坊的老板和工人们，会欢迎这机器吗？”

学生们纷纷摇头。

“自然不会！”

谌先生斩钉截铁，“他们会恐慌，会愤怒，会想尽一切办法抵制这机器。

他们会说，洋布不如土布耐用，说机器织的没有‘人气’，说这是‘奇技淫巧’坏人心术。

他们会联合起来，去求告那些与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送上孝敬，陈说利害。

官员们呢？

或许自己也投资了作坊，或许亲戚故旧以此为生，或许干脆就觉得，维持现状最安稳，最能体现‘仁政’。

于是，他们便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可能是加征洋布的税，可能是禁止机器进口，甚至可能出动差役，去砸了那些胆敢使用新机器的人家。”

“这就是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反抗。”

谌先生总结道，语调沉重，“不是因为落后文明本身多么热爱自己的落后，而是因为文明形态与具体的政府结构、与庞大的群体利益深度绑定。

社会，往往不是一个可以自由竞争的环境。

新的东西要进来，必然触动旧有利益集团的奶酪。

而这奶酪，往往与权力紧密结合。

于是，先进文明淘汰落后文明的过程，历来都是最残酷的，往往要伴随着冲突、流血，乃至战争。”

“回到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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