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依兰到句容的时候，天正在下雨。

不是镇江那种缠缠绵绵的细雨，是那种砸在地上能溅起水花的急雨。她站在汽车站门口的雨棚底下，看着满街的人跑来跑去，有的拿包顶在头上，有的把外套脱下来当雨披，还有一个小贩推着三轮车狂奔，车上的苹果滚了一地。

她给师叔的号码打了个电话。关机。

这是她预料之中的。师叔失踪了三年，如果这个号码还能打通，那才叫奇怪。但她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打一遍。不是为了打通，是为了提醒自己——她还在找，还没放弃。

雨小了一些。她从包里掏出一把折叠伞，撑开，走进雨里。

句容是个小县城，比起镇江来小得多。主街就那么两三条，走半个小时就能从东头走到西头。但这个地方有一种镇江没有的东西——安静。不是那种死寂的安静，是那种——时间在这里走得比较慢的安静。老房子还保留着几十年前的样子，青砖黛瓦，马头墙，门楣上刻着看不清字的匾额。

谢依兰按照师叔最后寄信的那个地址，找到了城南的一条巷子。巷子叫“柳叶巷”，名字起得雅致，但巷子本身很普通，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两边是高高的围墙，墙头上长着狗尾巴草。她数着门牌号，从巷口走到巷尾，又走回来，发现那个地址上的门牌号不存在。三十四号之后直接就是三十六号，三十四号和三十六号之间是一面实心的墙，连个门缝都没有。

她站在那面墙前面，淋着雨，想了很久。

师叔不会寄一个假地址给她。没有意义。她跟师叔之间的关系，不需要用假地址来试探。那为什么这个地址不存在？

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墙根的石砖。砖缝里长着青苔，很厚，看得出有些年头了。她顺着墙根往左边走了几步，又往右边走了几步，发现这面墙的砖缝比两边墙的砖缝要新一些。

不是新很多，是新一些。大概——她估算了一下——十年左右。

有人在这里砌了一面墙，把三十四号封起来了。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水，转身走出巷子。巷口有一家小卖部，门面不大，玻璃柜台上摆着几包烟和几瓶饮料，里面坐着一个老太太，正在看一部很老的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大。

谢依兰买了一瓶水，付钱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阿姨，柳叶巷三十四号怎么走？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看了很久，久到谢依兰以为她没听清问题。

“你找三十四号？”老太太的声音沙沙的，像砂纸磨过木头。

“对。我有个亲戚以前住那儿，好久没联系了，想来看看。”

老太太又看了她一眼。这次的目光不一样了，带着一种审视的味道，像是在判断她说的是真是假。

“三十四号早没了。”老太太说，“十几年前就封了。”

“封了？为什么？”

老太太没回答。她转过头去，继续看电视。电视里一个女人在哭，哭得撕心裂肺的，但老太太的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

谢依兰等了一会儿，见老太太没有再说话的意思，道了声谢，转身要走。

“姑娘。”老太太突然叫住她。

谢依兰回过头。

“你那个亲戚，姓什么？”

谢依兰犹豫了一下。“姓沈。”

老太太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微妙的变化，不是惊讶，是那种——果然如此的释然。

“沈家的人，”老太太说，“都走了。走的走，散的散。你找不着了。”

“阿姨，您认识沈家的人？”

老太太没再说话。她拿起遥控器，把电视的音量调大了两格。那个哭泣的女人被音量淹没了，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嗡嗡的声音。

谢依兰站在小卖部门口，雨从屋檐上淌下来，在她面前形成一道水帘。她看着老太太的背影——佝偻的、瘦小的、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老太太知道的比她说的多得多。

但她不会说。至少现在不会。

谢依兰转身走进雨里。她没有离开柳叶巷，而是在巷子对面的一家小饭馆里坐下来，点了一碗面。饭馆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墙上贴着发黄的菜单和几张不知道哪年的奖状。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围着一条油渍斑斑的围裙，在厨房里忙活。

面端上来的时候，谢依兰问了一句：“老板，对面柳叶巷三十四号，以前住的是什么人？”

老板把面放在她面前，看了她一眼。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有个亲戚以前住那儿，想打听打听。”

老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手。

“那家人，十几年前搬走了。男的死了，女的带着孩子走了。后来那房子就被封了。”

“男的怎么死的？”

老板没回答。他转身回了厨房，把门帘一撩，进去了。谢依兰听见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滋啦滋啦的，盖住了一切。

她低头吃面。面是手擀的，筋道，汤底是骨头汤，熬得发白，上面飘着几片青菜和一点葱花。味道不错，但她吃不出什么味道。脑子里全是老太太和老板说的话——男的死了，女的带着孩子走了，房子被封了。

师叔是三年前失踪的。但“沈家的人”在十几年前就散了。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她吃完面，付了钱，走出饭馆。雨小了一些，变成了毛毛细雨，打在脸上凉凉的。她站在门口，看着对面的柳叶巷。巷子很深，看不到尽头，两边的墙在雨雾中显得灰扑扑的，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

她决定再等一等。

等到天黑。

天黑了，雨停了。

句容的夜来得早，六点钟天就暗了，七点钟街上就没什么人了。柳叶巷口的路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发着昏黄的光，照不了多远。谢依兰站在巷口对面的一棵梧桐树后面，把自己藏在树影里。

她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巷子里偶尔有人进出，都是住在里面的人，拎着菜、提着垃圾袋、牵着孩子。没有人注意到她。

八点钟的时候，一个人从巷子里走出来。

是个老头，六七十岁的样子，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戴着一顶鸭舌帽，走路的步子很慢，左脚有点拖，像是受过伤。他走到巷口，停下来，左右看了看，然后往左拐，沿着街边慢慢地走。

谢依兰从树后面出来，远远地跟着他。

老头走了大概十分钟，在一家药店门口停下来。他推门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多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他又往前走，经过一家面馆、一家杂货店、一家关门了的手机维修店，然后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

谢依兰跟进去的时候，巷子里已经没人了。这条巷子比柳叶巷还窄，两边是居民楼的背面，墙上挂着空调外机和晾衣架，有几户人家的窗户亮着灯，传出电视的声音和说话的声音。

她往前走了一段，发现巷子到头了。前面是一堵墙，墙根底下堆着几个破花盆和一辆生锈的自行车。

老头不见了。

她站在巷子尽头，四处看了看。左边的墙上有一扇铁门，关着，上面挂着一把新锁。右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亮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她走到铁门前，伸手摸了摸那把锁。锁是新的，铜色的，上面没有灰尘。门是旧的，铁皮生了锈，门把手上的油漆都掉光了。

她敲了敲门。

没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

里面传来脚步声。很慢，左脚拖地的声音。然后是门栓拉动的声音，嘎吱一声，铁门开了一条缝。

老头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那张脸看起来像是用刀刻出来的——深深的皱纹、下垂的眼角、干裂的嘴唇。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被打磨过的石头。

“你找谁？”老头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戒备。

“我找沈家的人。”谢依兰说。

老头的眼神变了一下。那道亮光闪了闪，像是被人用手挡了一下。

“没有沈家的人。”他说，“这里没有沈家的人。”

“您是沈家的人吗？”

“不是。”

“那您认识沈家的人吗？”

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他的手握着门边，指节发白。

“你走吧。”他说，“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他开始关门。

谢依兰伸手抵住了门。她的手不大，但很稳。老头愣了一下，看着她。

“我师叔叫沈若棠，”谢依兰说，“三年前失踪的。她最后一次给我寄信，地址就是柳叶巷三十四号。我知道三十四号被封了，但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如果您知道什么，请您告诉我。”

老头看着她，看了很久。那两只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有些吓人，像是两盏快要熄灭的灯，被人拨了一下灯芯，又亮了起来。

“你是若棠的什么人？”

“师侄。我师父是她的师兄。”

老头的嘴唇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谢依兰形容不出来——像是绷了很久的弦突然松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进来吧。”老头把门打开，侧身让她进去。

门后面是一个很小的院子，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铺着青砖，砖缝里长着草。院子角落里有一口水井，井沿上放着两个塑料盆。正对门是一排平房，三间，中间的屋门开着，灯亮着。

谢依兰跟着老头走进中间的屋子。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桌子上放着一个药罐子和一个饭碗，碗里还剩半碗稀饭。空气里有一股中药的味道，很浓，苦得让人皱眉头。

老头坐在床沿上，指了指椅子：“坐。”

谢依兰坐下来。

“你说你是若棠的师侄，”老头说，“你有什么证据？”

谢依兰从脖子上摘下一条红绳，红绳上拴着一枚很小的玉佩。她把玉佩递给老头。老头接过来，凑到灯下看了看。玉佩是青色的，雕着一朵兰花，兰花的花瓣上刻着一个极小的“沈”字。

“这是师父留给我的，”谢依兰说，“他说这是沈家的信物。”

老头的眼眶红了。他把玉佩还给她，手在发抖。

“我是沈家的人，”他说，“我叫沈若松。若棠是我妹妹。”

谢依兰的心跳猛地加速了一下。

“师叔她——”

“她不在。”沈若松摇头，“她已经走了三年了。走之前跟我说，如果有人来找她，让我把这个交给那个人。”

他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件外套。他翻了翻外套的口袋，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谢依兰。

信封上没有写字，封口用胶水粘住了。谢依兰接过来，掂了掂，不重，里面应该装的是一张纸。

“师叔有没有说，她去了哪里？”

沈若松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她要去查一件事。一件二十年前的事。查清楚了就回来。”

“什么事？”

“青霜门的事。”

谢依兰的手指攥紧了信封。

“她是青霜门的人？”

“不是。但她嫁给了青霜门的人。”沈若松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妹夫叫周远山，是青霜门的外门弟子。青霜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也在场。”

谢依兰的脑子嗡了一下。

“他死了？”

“死了。死了二十年了。”

“师叔失踪，跟这件事有关？”

沈若松没回答。他拿起桌上的药罐子，倒了一碗药，端起来喝了一口。药很苦，他皱了一下眉头，把碗放下。

“若棠嫁到青霜门之后，就跟家里联系少了。青霜门出事之后，她带着孩子回来了，在柳叶巷住下来。孩子小，她一个人拉扯着，不容易。后来孩子长大了，出去打工了，她就一个人住。”

他顿了顿。

“三年前，她突然来找我，说她查到了一些东西。关于青霜门的事。她说，当年的事不是内讧，是有人蓄意为之。她说她要去查清楚，为孩子他爸讨个公道。”

“她查到了什么？”

“不知道。她没说。她只是把这个信封留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她，就把这个交出去。”

谢依兰看着手里的信封，没有拆。

“她走了之后，还有联系吗？”

“刚开始有。打过几次电话，说她在外地，在查一些线索。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再后来就打不通了。”

“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沈若松想了想。

“两年半以前。”

谢依兰沉默了。

两年半没有消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一个人在外面查一件二十年前的旧案，两年半没有任何音讯。这意味着一件事——她出事了。

“沈叔叔，”谢依兰说，“师叔失踪之前，有没有提过什么人的名字？比如，她在跟谁接触、在查什么人？”

沈若松想了很久。

“她提过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许又开。”

谢依兰的手指猛地收紧。

“她说，这个人在写青霜门的事，写进了小说里。她说这个人知道的太多了，不正常。她说她要去见见这个人，看看他到底知道多少。”

“她去了吗？”

“去了。去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屋子里的灯晃了一下，大概是电压不稳。谢依兰抬起头，看着那盏白炽灯泡，光线刺得她眯起眼睛。

“沈叔叔，”她说，“师叔去见的那个许又开，是不是写武侠小说的那个许又开？”

“就是他。”

谢依兰闭上眼睛。

许又开。又是许又开。

二十年前，青霜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去档案馆查过青霜门的土地批文。二十年后，他写了一本隐射青霜门案的小说，还见了她的师叔。见完之后，师叔就失踪了。

这不是巧合。

她站起来，把信封塞进包里。

“沈叔叔，这个信封我拿走了。师叔的事，我会查下去。”

沈若松点了点头，没说话。

谢依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沈叔叔，您当年为什么从柳叶巷搬出来？三十四号为什么被封了？”

沈若松沉默了很久。久到谢依兰以为他不想回答了。

“因为有人找上门来了。”他说，“若棠走了之后大概半年，有人来柳叶巷打听她。问邻居，问居委会，问小卖部的老太太。我不认识那些人，但我知道他们不是好人。我怕若棠回来的时候被人盯上，就搬走了。那房子，我用砖封起来了。”

“那些人长什么样？”

“没看清。但有一个人的口音很怪，不像是本地人，也不像是中国人。”

谢依兰的心沉了一下。

买卡特的人。

“沈叔叔，您保重。”

她推开门，走进院子里。雨又下起来了，细细的，密密的，打在青砖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她走到铁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沈若松坐在床沿上，低着头，一动不动。灯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一层霜。

她走出巷子，站在街边，掏出手机。屏幕上是楼明之的号码，她按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

“查到了？”楼明之的声音。

“查到了。我师叔确实在查青霜门的事。她失踪之前，去见过许又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许又开？”

“对。而且不止这些。我师叔的哥哥说，我师叔失踪之后，有人去柳叶巷打听过她。口音很怪，不像是中国人。”

“买卡特的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明之沉默了一会儿。

“谢依兰，你师叔可能还活着。”

谢依兰的心跳漏了一拍。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许又开或者买卡特找到了她，他们不会再去柳叶巷打听。他们会去打听，说明他们也没找到她。”

谢依兰站在雨里，手里的伞不知道什么时候歪了，雨水打在肩膀上，凉凉的。

“楼明之，”她说，“我要去找许又开。”

“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如果你师叔真的是因为去见许又开才失踪的，那许又开就是最危险的人。你不能一个人去。”

“那怎么办？”

“等。等我查清楚买卡特的底细，我们一起行动。”

谢依兰咬着嘴唇。

“等多久？”

“不会太久。”

她沉默了一会儿。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她站在雨里，看着街对面那盏昏黄的路灯。灯光在水洼里倒映出来，亮晃晃的，像一枚被雨打湿的铜钱。

她把伞重新撑好，转身往汽车站的方向走。

走了几步，她又停下来。

从包里掏出那个信封，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封口粘得很紧，胶水都发黄了。

她没有拆。

不是不想拆，是觉得现在不是时候。她需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静下心来，慢慢看。而不是站在雨里、站在一条陌生的街上、站在一盞快要坏掉的路灯下面。

她把信封放回包里，拉好拉链。

雨还在下。她加快了脚步，走进了句容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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