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鸦雀无声。

朱高炽直接列出了数据说话。詹徽口称岭北是无底洞，粗看之下似乎真的如此——每年运粮损耗、驻军军饷、筑城开销，加起来确实是笔不小的数目。

然而大明一旦建设岭北成功，那带来的收益简直大到无法想象。

至少从此以后，草原蛮夷再无南下劫掠的根基，大同、宣府等边镇再不用常年枕戈待旦。

朝廷可以节省下的边防军费，光是九边每年三百万两的常规军饷，就能削减近半；那些为防备袭扰而征调的民夫、修缮的边墙，省下的人力物力更是难以计数。

更不用说，岭北榷场一旦兴旺，每年的商税、关税保守估计便有五十万两，草原的战马通过贸易源源不断输入，能让大明骑兵的规模扩大三成，再不用为马政发愁；而中原的茶叶、布匹销往漠北，又能反过来牵制蒙古部落，让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大明，这比单纯的军事威慑更有效。

这笔账算下来，经营岭北哪里是填无底洞？

分明是笔一本万利的长远投资——前期投入的银子，三五年便能靠节省的军费和新增的税收回本，往后年年都是净收益，更别提战略防线推进到漠北中心后，为大明带来的百年安稳了。

詹徽脸色一僵，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袖角，不甘心地强辩道：“胖殿下此言差矣！长城乃天险，历代皆以之为屏障，只需逐年加固，增设烽燧，再派驻精锐边军，足以御敌于塞外，何必舍近求远，去经营那苦寒的岭北？”

“加固长城？”朱高炽冷笑一声，声音陡然提高几分，响彻大殿，“詹大人怕是忘了，前年宣府长城段崩塌三十丈，光修缮就耗银八万两；今年大同镇又报，长城沿线烽燧有半数年久失修，需银五万两翻新。长城万里，处处需守，处处需修，每年光是修缮费用便是五十万两，派驻的边军更是近百万两计，这还不算遇袭后的粮草损耗、兵丁抚恤！”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詹徽：“可蒙古人来去如风，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飘忽不定，长城再长，总有缺口可寻——洪武八年，他们从独石口突入，劫掠延庆；去年又绕开重兵把守的居庸关，袭扰蔚州，难道这些詹大人都忘了？若以岭北为屏障，在克鲁伦河、鄂尔浑河筑城驻军，将战场设在草原腹地，他们的牛羊、牧场都在眼皮底下，敢南下劫掠，便端了他们的老巢，如此一来，他们还敢轻易南下吗？”

“这笔账，难道詹大人不会算？”朱高炽步步紧逼，“经营岭北，前期筑城、屯田需银百万两，可一旦站稳脚跟，每年节省的长城修缮费、边军军费便有七八十万两，更别提岭北的战马、皮毛，将来通过商路运抵中原，关税、商税一年至少二十万两。七十万加二十万，便是九十万两，用不了两年，便能收回前期投入，这难道是无底洞？倒是詹大人只盯着眼前的修缮费，却看不到长远的节流与收益，莫非是账本只记到今年？”

一番话掷地有声，像重锤砸在詹徽心上。

他被问得张口结舌，喉结上下滚动，却吐不出半个字来——朱高炽算的每一笔账都明明白白，长城的年费、边军的开销、蒙古袭扰的损失，桩桩件件都有凭据，偏他先前只盯着岭北的投入，压根没算过这笔长远的节流账。

陡然间，詹徽满脸涨红，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连脖颈都泛起赤色。

他支支吾吾地想要反驳，手指在账册上胡乱点着，仿佛想从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里找出破绽，可脑子里乱糟糟的，先前准备好的说辞全被冲散，半天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手里那本他本想用来佐证“岭北耗财”的账册，此刻仿佛有千斤重，压得他手指发颤。

殿内群臣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有惊讶，有嘲讽，更有几分看好戏的意味，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自己掌管吏部，自诩精于算计，竟被一个半大的皇孙用账本堵得哑口无言，这脸算是丢尽了。

朱高炽转头看向任亨泰，语气更沉：“任大人引《周礼》‘邦外侯服’之说，劝陛下弃岭北，敢问大人，《周礼》亦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之语，难道草原牧民就不是大明子民？他们不懂教化，正因朝廷未曾深入，若因‘不可耕种’便弃之，与当年秦始皇修长城隔绝胡汉，有何区别？”

“至于‘无田可种’，”他话锋一转，声音朗朗，“我已派人查过，岭北河谷可种青稞、燕麦，去年军屯亩产三石，足够驻军自足。士绅若去，可经营商栈、掌管榷场，难道非得靠种地才能获利？任大人身为状元，只知‘耕读’，不知‘通商’，莫非忘了，我大明的茶叶、丝绸，在西域能换十匹战马？”

任亨泰脸颊涨得通红，像被泼了一盆热水，从颧骨一直烧到额角。

他原本在腹中备好的《诗经》《尚书》里的句子，那些准备用来驳斥“舍本逐末”的经义，此刻全被堵在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噎住，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他从未想过，这个素来被朝臣看作“熟知兵事”的胖皇孙，竟对岭北的情形如此了解——连河谷能种青稞、军屯亩产三石这样的细节都了如指掌，仿佛亲自去过那片草原戈壁一般。

自己引经据典说了半天“邦外不宜经营”，却被对方用实打实的实地见闻和数据砸得粉碎，所谓的“经义治国”，在这些具体的民生、军务面前，竟显得如此空洞无力。

他抚着胡须的手微微发颤，先前那份以“圣人之徒”自居的从容荡然无存，只剩下被戳破论调后的窘迫——原来自己引以为傲的学识，在真正的军国要务面前，竟这般不堪一击。

“还有诸位大人，”朱高炽环视群臣，目光锐利，“你们说岭北苦寒，无人愿去，我已奏请陛下，凡愿往岭北任职者，官升一级，禄加一倍，三年期满回京优先擢升。陕西、山西的生员，耐得住风寒，熟悉边情，已有百余人报名。你们不愿去，自有人愿去建功立业，难道大明的官员，只剩下计较田产的士绅了？”

这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那些先前附和的文臣脸上。

他们中有的是真心认同詹、任二人的论调，有的则是见风使舵想浑水摸鱼，此刻被朱高炽点破“只知计较田产”的心思，顿时个个如芒在背。

有人羞愧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朝靴尖；有人慌忙侧目看向殿柱，假装没听见那话里的锋芒；更有几个脸皮薄的，耳根子都红透了，再无人敢轻易出声附和。

整个奉天殿内，只剩下香炉里飘出的青烟无声盘旋。

詹徽、任亨泰更是面红耳赤，像是被人当众剥了体面的外衣。

詹徽手里的账册几乎要被捏烂，任亨泰抚着胡须的手指僵在半空，两人嘴唇都在哆嗦，却一个字也反驳不出来——朱高炽的话句句在理，既算清了每年节省的军费、新增的商税这笔经济账，又点明了将防线推至漠北、断绝蒙古袭扰的战略账，最狠的是，不动声色便点破了他们“因岭北无田可种、无利可图才反对”的私利心思，让他们再无转圜余地。

老朱坐在龙椅上，眼角的皱纹微微舒展，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这群只知守着自家田宅的文臣看看，什么叫眼光，什么叫格局；让他们知道，这大明的江山，不是靠几本圣贤书就能守住的，更要靠实打实的筹谋与担当。

朱高炽今日这番话，既敲醒了糊涂人，也立住了自个儿的威，比他亲自拍案怒斥要管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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