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早朝，奉天殿内香烟缭绕，百官按品级分列两侧，鸦雀无声。

老朱端坐在龙椅上，目光扫过阶下群臣，沉声道：“昨日与皇孙、太子议及岭北事务，已有定计。”

“今日要议的，便是派驻徐允恭为岭北总兵官，携文臣儒生前往开疆拓土，以贸易养驻军，以商路控草原。此事关乎北疆百年安稳，诸位有何见解，尽可直言。”

群臣听后面面相觑，脸上满是错愕与不解——先前朝堂上吵得沸沸扬扬，本以为陛下会顾及国库空虚，松口放弃岭北，怎么今日不仅没提弃守，反倒要正经派驻官员、调拨军队，铁了心要建设那块不毛之地？

有人忍不住在队列里窃窃私语：“这是怎么说的？陛下难道没听进去詹大家的劝？岭北那地方，冰天雪地的，冬天能冻掉耳朵，夏天风沙能刮瞎眼，比辽东还要苦寒三分——辽东好歹靠海，尚有渔盐之利，岭北除了草就是石头，连棵像样的树都长不起来，谁愿意去那鬼地方任职？”

“就是啊，往年派去宣府、大同的官员都要托关系往后躲，更别说岭北了。去了那里，别说升迁，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两说。再者，那地方连庄稼都种不活，咱们士绅去了，田产带不过去，商铺开不起来，除了喝西北风，还能有什么盼头？”

更有人暗自盘算：陛下说要派文臣去丈量田地、推行政令，可岭北的蒙古部落散居四方，言语不通，习俗不同，真要去了，怕是连账本都记不明白，反倒容易惹出冲突。

而且那鬼地方到处都是草原蛮夷，部落星罗棋布，好些还没真正归顺，骨子里就认刀枪不认王法。

文臣儒生去了，穿着长衫，拿着纸笔，跟那些披发左衽的鞑子打交道，一句话说不对付，或是哪点触了他们的忌讳，对方可能抽出腰刀就砍过来，根本没地方说理去。

这可不是在京师官场拌嘴，输了顶多降职，那是真刀真枪的凶险，一个不留神就得掉脑袋，连收尸的人都难找。

先前派去草原的信使，就有过被部落乱箭射死的先例，更别说要在那里长期驻留，管着他们的屯田、贸易，还得教他们识文断字——这简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

士绅缙绅惜命得很，寒窗苦读几十年，好不容易混个一官半职，谁愿意去那种随时可能丢性命的地方？

便是给再多俸禄，命没了，又有什么用？

到时候办不成事，轻则贬官，重则丢命，这般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傻子才愿意接。

一时间，殿内的气氛又沉了下来，先前反对的官员虽不敢再贸然出声，眼里却都透着抵触——建设岭北？说得轻巧，真要让他们去亲身体验那塞外风霜，怕是第一个就要打退堂鼓。

于是乎老朱话音刚落，大殿内寂静了片刻，吏部左侍郎詹徽便出列奏道：“陛下，臣以为不可！”

此人年过四旬，身着绯袍，脸上沟壑纵横，却透着一股固执的精明。

詹徽是开国元老詹同的儿子，詹同官至吏部尚书、翰林学士，这詹徽也不错，洪武十五年考中秀才后便被授监察御史，随后一路升迁直至转为吏部左侍郎。

此刻詹徽出列朗声道：“岭北苦寒之地，自古便是蛮荒之所，黄沙漫天，寸草难生。洪武五年大军折戟于此，便是明证——当年徐大将军、李大都督何等骁勇，尚且损兵折将，可见其地凶险。”

“如今朝廷府库虽有盈余，却要兼顾江南赈灾、水师建设、边疆防务，还要修缮黄河堤坝、疏浚运河，处处需钱如流水。若再耗巨资经营岭北，修路筑城、运粮养兵，不过是填无底洞罢了。臣查过户部账册，去年仅往漠北运送粮草，损耗便占三成，长此以往，即便金山银山也得掏空！”

这个理由很强大，让人无法辩驳。

朝廷花钱的地方确实多如牛毛：江南水灾刚过，数百万灾民等着赈济，堤坝修缮需银二十万两；水师要造新船，光一艘福船就耗银五千两，今年计划添造二十艘，又是十万两出去；北疆的边军盔甲器械老旧，兵部奏请更换，算下来没有三十万两打不住；更别说黄河年年泛滥，疏浚河道、加固堤防，哪一样都得真金白银往里填。

哪怕因为东海贸易开了海禁，商船往来赚了不少关税，国库看着有不少盈余，可这些银子掰成八瓣都不够用，每一分都得花在刀刃上，怎么能往岭北这种不见回头钱的地方扔？

詹徽一开口就奠定了一个基调：岭北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进去多少银子都听不见响，与其把钱砸在那里打水漂，不如留着应付眼前的急难。

这话戳中了不少人的心——户部的官员天天盯着账本发愁，知道每一笔银子的来之不易；地方官更清楚民间疾苦，觉得与其经营远在天边的岭北，不如先把眼皮子底下的民生搞好。

一时间，殿内不少原本犹豫的官员都暗暗点头，觉得詹徽说得在理，连几位武将都皱起了眉，毕竟军饷能否按时发放，全看国库是否充裕，若真为了岭北挤掉了边军的份额，他们也不乐意。

翰林修撰任亨泰紧随其后出列，他是洪武二十一年状元，自幼饱读诗书，从童生到秀才，再到举人、状元，一路凭着笔下文章步步登高，素来以“经义治国”自居。

朝堂之上，凡遇政务争论，他必引《诗》《书》《礼》《易》为据，言必称三代之治，动辄以“圣人教诲”压人，觉得治国当循古法，恪守纲常，任何偏离经典的举措都是“离经叛道”。

此人出身官宦之家，族中世代以耕读传家，田连阡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骨子里认定“农为本，商为末”，对草原戈壁这类“不产五谷”的地方向来鄙夷，总觉得那些土地离了“耕读”二字，便没了教化的根基，更谈不上纳入王畿的价值。

此刻他抚着精心打理的长须，慢悠悠出列，那姿态，仿佛不是在议论国事，而是在国子监讲授经义。

任亨泰抚着胡须，慢悠悠道：“陛下，《周礼》有云：‘邦内甸服，邦外侯服’，此乃千古不易之理。岭北远在邦外千里，风寒地瘠，非我华夏熟地，本就不该强行纳入王畿。”

“况其地多草原戈壁，不可耕种，既产不出稻麦，也生不出桑麻，于大明农本之国毫无用处。士绅百姓若迁去，无田可种则衣食无着，无书可教则教化断绝，如此何谈‘以夏变夷’？依臣之见，不如弃之，将省下的粮饷赈济江南灾民，安抚流离，方合‘仁政’之道。昔年商汤、周文皆以惠民为本，未闻为荒远之地耗竭民力者。”

他顿了顿，又引经据典道：“《论语》有云‘近者悦，远者来’，若朝廷能将经营岭北之财用之于内，使百姓安居乐业，四方自然归心，何必强求岭北蛮荒之众？强行据之，反添烦扰，徒耗钱粮，实非明智之举。”

瞧瞧，这才是状元郎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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