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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4章 春秋大义和东林分裂


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

    钱谦益这个提议一出,顿时引起震动。

    不但东林党人没想到钱谦益这么快就明目张胆地自立门户,就连他的弟子,也觉得有些突然。

    不过,想想皇帝刚刚已经把义理史学批倒批臭,甚至连《新唐书》《新五代史》两部正史都受到牵联。

    他们又感觉这的确是个好机会:

    当下正是义理史学崩溃、确立新史学的时候。

    如果实学能抓住先机,就能在新的历史学派中拔得头筹,获得稳固地位。

    将来就算不能在经学上压倒理学、心学,也不至于有消亡之危。

    甚至,因为经史之间密切的关系,实学派就算一时败了,也能通过史学渗透经学,不断争夺经学的主导权。

    这显然比直接和理学、心学争夺更稳妥,新生的实学派需要先在史学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瞿式耜等人想明白这点后,顿时开始附和。

    陈继儒、陈仁锡等人虽然决定投靠科学,却也认同经世致用的观点。并且希望同为新学派的实学,先去冲击旧学问。

    他们同样附和,赞成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

    黄立极等人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他们编撰《三朝要典》、判了义理史学的死刑。面对实证史学自然极力支持,避免被支持义理史学的人抓着攻击。

    实学这门出现不久的新学问,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一些人看着这种景象,只觉得有些荒谬——

    因为实证史学完全只有个空名头,大部分人之前都没听说过。

    认同心学理学、提倡心理合一的孙奇逢道:

    “义理史学,臣能知之。”

    “但是实证史学是什么,恕臣才疏学浅,从来没有听闻。”

    “敢问钱公,什么是实证史学?”

    这个问题,击中了钱谦益的要害。

    因为他也没思考过,什么是实证史学。

    就连这个名字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听到的,如今只不过是附和皇帝、树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

    让他短时间内编出实证史学的理念,那实在是难为人。

    不过钱谦益心思机敏,非常擅长言辞。此时他脑筋一转,就根据之前的说法,阐述道:

    “实证史学,一是要有史籍记载,二是要有实物印证。”

    “如此两相结合,方是完全可信的史学。”

    这个回答称不上完善,却抓住了实证史学的要点,朱由检赞赏道:

    “如此验证,可称二重证据法。”

    “甚至能更广泛一些,把一切证据都用上,称为多重证据法。”

    “最基本的则是二重证据。”

    “无论正史野史,还是中外历史,都要用这个方法衡量。”

    “拥有二重以上证据的,方能称为信史。”

    用后世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后来发展的三重和多重证据法,作为实证史学的治史方法。

    钱谦益只是一听,就知道皇帝又在指点他学问,很是欢喜地道:

    “实证史学,确需多重证据。”

    “史籍和古物之外,还能有其他证据验证。”

    “无论正史野史,都要实际验证。”

    确定多重证据法,是实证史学的治史观念和方法。

    任何历史记载,都要用多重证据法验证。

    那些之前还觉得实证史学空有名称的,此时当即就傻眼了:

    他们根本没想到实证史学完善得这么快,直接就确定了具体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听起来还完全可行,经过验证的历史无疑会更可信。

    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已经开始探讨着,自家收藏的古物能与哪些史籍印证,践行多重证据法。

    可以说,这个治史方法,一下子把实证史学完善起来。

    人人都能用多重证据法,验证史籍记载。

    实证史学在他们的支持下必然大行于世,并且越来越完善。

    义理史学的衰落,已经显而易见,不止是因为皇帝否定这门学问。

    那些钻研了一辈子经史的臣子,对此很难接受,孙奇逢道:

    “义理史学虽有错漏之处,但是其师法《春秋》、明正统、论天理,岂能完全摒弃?”

    “臣以为可纠正其剪裁史料的过失,但是著史之时,仍旧要以义理为先。”

    刘宗周同样说道:

    “《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这同样是义理,治史当以此为先。”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他们出于保守,大多认为可以修正义理史学,却不必完全推翻。

    就连朱由检面对“大一统”这个义理,同样无法反对。

    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

    他在仔细思考后,向群臣道:

    “所谓义理史学,应该说是史观。”

    “它在论史之时,以纲常义理为先,地位从属于经学。”

    “实证史学,则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寻找它的源头,确定史料真伪。”

    “然后再根据史料,得出相应观点,独立于经学之外。”

    “如此你们说说,史观和史料,哪一个更重要些?”

    这种问题,后世都没有定论。史观派和史料派,争论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样如此,支持义理史学的,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

    支持实证史学的,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

    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最终下结论道:

    “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没有什么禁区。”

    这个说法,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顿时眉开眼笑。

    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便又听皇帝说道:

    “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但是对外传播,却要遵守纪律。”

    “例如《竹书纪年》,无论是真是伪,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有关它的研究,要慎重传播出去。”

    “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导致天下不稳。”

    “这类史书,是不能随意传播的,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方能查阅交流。”

    这个说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

    《竹书纪年》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任何儒家学子都不希望它广泛传播。

    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埋在故纸堆里。

    朱由检以此为例,继续道:

    “还有边疆四夷的史书,同样也不能随意传播。”

    “这些书有的颂扬割据分裂,有的则站在夷狄的立场上,不合华夷之辨。”

    “大一统、尊王攘夷、华夷之辨,这些都属于春秋大义。”

    “符合春秋大义的史书,方能传播出去。”

    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认了义理史学,刘宗周道:

    “春秋大义,昌大一统、重华夷之辩、明夷夏之防,应当人所共尊。”

    “臣以为研究历史当以春秋大义为先,不合者完全抛弃。”

    想把义理史观的重要性,抬到实证史料之上。

    钱谦益针锋相对,认同皇帝说的历史研究无禁区。有史料就要研究,辩证其中真伪。

    朱由检不想听他们争起来,更不想在没打倒理学的时候,自己扶持的新学派就内部分裂,明确向他们道:

    “历史研究,史料为先。”

    “无论是否承认,史料都在那里。”

    “如果你不分辨清楚把史料用上,它就可能被人先用来攻击你。”

    “像宋儒一样剪裁史料,把不利于义理的史料视而不见,那是掩耳盗铃。”

    “为了义理编造史料,更是可以称为学术不端。”

    “用这种办法论证的义理,是无法指导实践的,更无法引以为鉴。”

    “蛮夷杀过来时,可不认所谓的义理。”

    对于义理史学,又是重重一击。

    在明确宋朝灭亡属于亡天下后,群臣没少探讨其中原因。

    如今按皇帝的说法,义理史学也是亡天下的原因之一:

    宋儒对历史的认识从根子上就是错的,所以不能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这种错误,平时还可以自欺欺人。但是到了蛮夷杀过来时,却挡不住刀剑。

    如此惨痛的教训,让支持义理史学的尽皆沉默。

    实证史学,确立了在历史领域的首要地位。

    不过他们也受到限制,那就是史料可以随便研究,但是对外传播,却要符合义理。

    如此方能让天下稳定,人心不致混乱。

    义理史学以另一种形式,继续顽强生存。

    同时,义理史学也开始发生进化,杜绝剪裁编造,提倡在著述历史时有显有晦、为尊者讳——

    把不符合义理、不符合传主形象的事迹写得隐晦,这仍旧属于春秋笔法,却有没歪曲事实。在墓志铭、名宦志等写作上,非常受到欢迎。

    两个学派一持史料、一持史观,相互争斗不熄。

——

    不过对朱由检来说,在确定总的原则后,史学界的争斗已经不值得他注意了。

    他探讨史学的原因是春秋注释,如今在确定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后,黄立极提议的春秋注释方法,也得到了认可。

    他向群臣说道:

    “先前黄卿曾说,注释春秋当先用黄帝纪元,再从《左传》等典籍中摘录发生的事,再参照《公羊传》《穀梁传》等解读义理。”

    “朕对此深以为然!”

    “《春秋》一经,亦经亦史。”

    “对待它要先用实证史学辩证真伪,再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

    “对春秋大义,一定要做好总结,确定什么样的史书符合春秋大义,可以传播出去。”

    这个说法再次提出,群臣默然以对。

    但是让黄立极这个阉党余孽主持春秋校注,东林党人是无法接受的。

    大理院协理院事姚士慎道:

    “黄资政主持编撰《三朝要典》,把义理史学扭曲成歪理史学,臣以为不能再用他修史书。”

    “其所修《国朝纪事》《中国编年简史》等史书,应尽皆移交他人。”

    从义理史学被推翻的原因出发,否定黄立极的资格。

    那些对黄立极原本就有余怨的,此时因为义理史学被推翻,对他更多了一重怨恨。

    纷纷以此反对,认为黄立极的德行不配修史。

    朱由检让黄立极主持修史,是为了让他立功留名,是当时黄立极配合自己的赏赐之一。

    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当然不会反悔。

    不过群臣的意见也要重视,必须安抚他们。

    正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朱由检看到黄立极道:

    “臣之前深陷义理史学,扭曲成歪理史学而不知。”

    “如今幸得陛下和钱公指点,方知昔日之非。”

    “愿随钱公校注春秋,学习实证史学。”

    “臣编撰的史书,必用实证证之。”

    明确表示要追随钱谦益,向他学实证史学。

    群臣听得此言,顿时刮目相看——

    没想到黄立极身为卸任首辅,竟然甘愿尾随地位不如他的钱谦益。

    这么柔软的身段,实在让人想不到。

    同时让一些仇视他的人,对他更加唾弃:

    『呸!』

    『真是不要脸!』

    『钱公可不会收留这样的人。』

    满怀信心地等待钱谦益拒绝,他们却听钱谦益道: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黄资政能认识到义理史学之非,知实证史学之实,钱某欢迎之至。”

    “只是春秋校注,需由陛下决断。”

    明确接纳了黄立极,还希望皇帝让他们一起主持春秋注释。

    朱由检对此极为高兴,很是喜悦地道:

    “卿等如此谦让,不亚古之贤人。”

    “春秋经的注释,就由钱先生主持,黄学士等辅佐。”

    “务必要校注出其经史两面,既作为经学典籍,又作为史学典范。”

    任命钱谦益、黄立极二人,主持春秋注释。

    如此结果,显然大出群臣意料,东林党人更是不敢置信:

    他们从未想过,钱谦益身为东林领袖,竟然会接纳阉党余孽。

    就算是为了推广实证史学,也不该如此作为。

    东林党的撕裂,变得更加严重,从学术延伸到政治层面。

    钱谦益的实学派在学术界冉冉升起,以他为核心的朝堂势力,也开始独立于东林之外。(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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